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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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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含清 发表时间:2022-06-01 15:48:09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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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作者一次性将六万多的文字投发出来,确实辛苦,文思缜密,构思精巧,洋溢着青春和幸福的光芒。同时也反映出一些社会变迁的过程,人文历史等。


    我小的时候身体瘦削,走起路来像是一根随风摇摆的弱草,更好笑的是我严重口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每个词语像是鱼刺被我从喉咙中艰难地剔出来。假如你是我儿时的伙伴,你一定难以置信此刻我会在你面前口齿顺畅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名字叫芦湾。芦湾是一座不大不小的村庄,依偎着长长的贾鲁河。村子里散落着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房屋,像是一朵朵野蘑菇。村子西侧被一条公路横贯,向南直通尉氏县城,向北可达古城开封。假如你路过芦湾,一定不会太留意它,因为在大平原上与它类似的村庄星罗棋布,它好像大地上的野花野草似的朴实而又安静地存在着。

    一幕幕记忆犹如鲜活的鱼在我的脑海中跳跃。我赤着脚在脑海打捞那些“鱼”,我抓住后,它们在我的手中挣揣,像是要随着时光游走。

    赵奶奶红润的脸庞浮现在我的眼前,笑容仿佛是滚烫的熨斗,把她眉头上一道道皱纹熨平。她的面孔在笑容的装饰下显得既和蔼又健朗。

    她住在我家隔壁,那时她六七十岁的样子。我常常跑到她家去玩耍。她常常静坐在木凳上对着一尊石膏佛像低声祈祷。此刻想来,她很可能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但是她又不被那些宗教的严苛教条所束缚。

    她酷爱豫剧,偶然还能唱几句。红漆桌上的收音机播放着豫剧节目,咿咿呀呀的响着,好像是《穆桂英挂帅》,也可能是《抬花轿》或《三哭殿》。

    一束阳光透窗而过,映照出一粒粒飘曳的浮尘。我站在她身旁结结巴巴地问她是否有糖或苹果给我吃。

    她扭过头说我前生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被阎王爷手下的小鬼用剪刀铰掉舌头,因此我才会口吃的。至于我所问的糖或苹果,她早吃光了。

    我听后惊惶不安,心脏像是一只野兔在胸腔内砰砰翻腾。我不知道什么是“前生”,想到剪刀铰掉舌头的场景,确实血腥恐怖。

    她用右手摸着我的小脑袋说:“家树,你别害怕。佛会保佑你的,迟早有一天你会和正常的孩子一样顺顺溜溜地说话。”她对着佛像低声祷告说:“佛啊,希望你大显神灵,保佑家树能够言语通顺!”

    我瞅了一眼那尊佛像,只见一个袒胸露乳的胖和尚盘腿坐在桌子上,笑容可掬的模样。它的两眼仿佛在瞄着我微笑。多年后我才知道它是弥勒佛,而非释迦牟尼佛祖。弥勒佛是地地道道的乐天派,一副楹联说得好,“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赵、赵奶奶,他……为——为啥……笑呢?”我吞吞吐吐地说。

    “噢,弥勒佛看到人间众生欢喜的样子就笑了。”赵奶奶抿着嘴笑着说。

    我听后懵头懵脑,抱起红漆桌上的收音机随手拨动旋钮,嘈杂的音波在屋内飘荡。

    当我走过村巷时,村民们总是拿我的口吃当笑柄。他们笑呵呵地问我说:“家树,你早饭吃了啥?”

    “馍……馍,洋、洋葱……炒——炒……鸡蛋,还有米、米汤。”这些话被我断断续续说完,好像是一堆积木城堡被我拆解得七零八散。

    人们望着我口吃的傻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几乎笑断了腰。

    孩子们追着我做着鬼脸,嘻嘻哈哈学着我说话的模样,笑嚷道:“鸡蛋鸭蛋荷包蛋,孙家树是个大笨蛋!”

    我与其他孩子说话的方式不同,我以为这种不同像是溪流里游着白鲦、鲇鱼、鲤鱼等不同的鱼一样稀松平常,也像是田野里长着喇叭花、鸭跖草、点地梅等不同的野花一样自然而然。万物有所不同,世界才热闹而美丽。

    我并不以为口吃是一种疾病,更没有意识到人们的嘲笑是一种耻辱,然而在成人眼里,与众不同好像是一种疾病。为了摆脱这种疾病,人们吃相似的食物、穿相似的服装,并且学习同种语言与文字、遵循相近的生活规则。

    人们不分朝夕,反反复复问我:“家树,你吃了啥?”

    我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回答。

    那时候人们是那么关心我每天的饮食,像是股民关注股市行情。我像是一座小屋,里面装满欢声笑语。人们轻轻扣一下门扉,一阵笑声如火花似的迸射而出,让人们黯淡、平静的生活闪起一道光芒。我在人们的笑声中慢慢成长。

    然而父亲给我最多的是呵斥,而非欢笑。我的口吃让他感到耻辱与愤怒。在他眼中,我仿佛是一堆肮脏不堪的垃圾,他恨不得将我扫地出门。

    当我结结巴巴说话的时候,常常燃爆他的怒火。他用右手的食指戳着我的鼻子吼骂:“你这该死的笨蛋,闭上臭嘴当哑巴,别丢人现眼!你出生那天老子要是知道你口吃成这个样子,非得把你扔进粪坑淹死。”他说着,一口湿臭的唾沫飞溅到我的脸上,吓得我瑟瑟战栗。

    我怯生生地仰望着他,只见他身材魁梧,体形肥硕,脸庞上嵌着一双白炽灯似的大眼睛,眼睛放射出凶暴的目光。他的额头上烙着一点深褐色的疤痕,像是一颗痣,格外扎眼。他上身穿着一件宝蓝色夹克衫,下身穿着浅灰色裤子,脚蹬棕色皮鞋。我最怕他的那双皮鞋——那是踢我屁股的武器,让我心惊肉跳。

    “哎,孙福来,哪儿有你这样不近人情的父亲!”母亲叉着腰,两眼狠狠瞪着他说,“你小的时候还不如家树呢。你从小没爹没妈,是没人管教的野孩子!”

    母亲像是我的保护神,在父亲打骂我的时候她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我。这让我想起小鸡受到野狗侵害时母鸡振翅急鸣、摆出一副生死搏斗姿势的场景。保护孩子大概是世界上每个母亲的本能。

    我抓着母亲的手臂战战兢兢,她将我紧紧揽在怀中。她凌厉的声势犹如一股汹涌的冷水扑灭父亲嚣张的气焰。

    “孩子他妈,我不给你吵架——我吵不过你。你年轻时像小绵羊一样温顺。咦,如今咋会变得和老虎一样凶猛!你把笨蛋儿子当宝贝,处处袒护他,迟早要吃亏的。”父亲喃喃的说。

    他颓然坐在布沙发上,圆睁着眼睛,倾斜着身子从烟盒里掏出一根过滤嘴香烟,用打火机引燃后狂吸起来,嘴里喷出一缕缕青烟。

    母亲怒视着他,眼眸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孙福来,我脾气变坏都是因为你——你脾气坏,我的脾气只有比你更坏才能不受你欺负。”

    我仰脸望着母亲,见她脸上凝集着愠怒的神色。她的一双明眸如两潭清泉在眉毛下涌流。她上身穿着一件自己做的橘红色外套,看上去既得体,又时髦儿。她是远近闻名的裁缝,在芦湾的集市上开了一家裁缝店,平时为顾客修剪衣服。我们一家人的很多衣服是她亲手制作的。

    据说母亲未出嫁之前性情温和,可是她嫁给父亲后,受父亲坏脾气的影响,她的脾气变得暴躁易怒,与父亲隔三差五吵架。可见坏脾气与流行感冒类似,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可以迅速传染他人。

    听赵奶奶说母亲十七八岁时经常骑着自行车到芦湾老裁缝家学习裁剪手艺。有一天父亲遇到她后对她着了迷。他经常呆在老裁缝家门口手里捧着几朵野花等候她。她对他的涎皮赖脸讨厌至极,像躲瘟神似的躲着他。

    那一年我姥爷患了偏瘫卧床不起。父亲借来一辆拖拉机把我姥爷送进尉氏县城的医院,还鞍前马后伺候。不管我姥爷怎么撵他,他厚着脸皮赖着不走。他还偷偷去医院的收费室付费。

    态度恰如奶糖,遇热变软,遇冷变硬。当某个人释放温情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往往会被软化。父亲的殷勤与执着让我姥爷改变对他的态度。

    一天清晨我姥爷拉着我母亲的手说:“闺女,孙福来虽然平时吊儿郎当,在村子里口碑不好。我看他心地善良。瞧,这些天他给我端茶倒尿,不嫌脏不嫌累,对我比亲儿子还孝顺。我看他是个好人,可以让你幸福。”

    在姥爷的极力撮合下,母亲最终嫁给我的父亲。

    这些往事母亲绝口不提,像是密封在铁罐里的水果罐头。我却喜欢从街坊邻居们的口中撬开铁皮盖偷吃那些“陈年罐头”。

    我从街坊邻居们的口中听到父亲的很多往事,简直可以写本很厚的书。

    我的奶奶在父亲三四岁时死于一种很奇怪的疾病,过了几年我的爷爷因为患上严重痢疾而去世。父亲成为孤儿,他在乡亲们的照顾下长大成人。大概到了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村子里分田到户,他分到一块土地,却懒得拾掇。俗话说:“人勤地不懒,人懒地长草。”野草长得茂盛,淹没庄稼,因此收成寥寥,他难以养活自己。

    他整日像是叫花子一样四处游荡,蹭吃蹭喝。他好像是一条可怜又可恶的蛔虫寄生在村庄里。

    夜晚村子放映露天电影,街道上黑压压的塞满了人。他像是一条泥鳅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偷摸大姑娘们的大腿,或者偷拧小媳妇儿们的屁股,吓得她们发出一阵尖叫。村民们把他当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有一天他的同龄人刘抗战结婚,到了晚上一群村民来闹洞房,让刘抗战脱光上衣,光着脊梁趴在地上当骡马让新娘骑。

    父亲趁人不留意摸了一把新娘的屁股,这次他是摸了老虎屁股!新娘忽然一声惊叫跳起来,一闪身狠狠掴了他一记耳光,又转身拿起桌子上的玻璃酒瓶向他摔去。他慌忙躲闪,酒瓶砸在门板上玻璃碎片四处飞散。

    刘抗战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两手如钳子似的紧紧揪着他的一只耳朵,喊上一帮朋友一起把他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宣泄怒气。他在众人的拳脚下像是一只干瘪的皮球在地上滚来滚去,发出一声声惨叫。

    痛打仍然难以解恨,刘抗战燃上一根香烟说:“孙福来,你是个大流氓!我要让你永远记住新娘的屁股摸不得。听说古代要在犯人脸上刺字。今天我也要在你脸上做个记号。”

    刘抗战说着将火红的烟头擩在他的额头上,在惨叫声中烙下一个深深的疤痕。那个疤痕如同一枚印戳盖在他的脸上,印证着他的不良品行。

    据说那天深夜父亲像是一只毛毛虫用双手缓缓爬回家。他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沾满鲜血与泥土。他蜷缩在床上,一阵凛冽刺骨的夜风灌进屋内,他裹紧被褥,身体瑟瑟发抖。他迷迷糊糊入睡,梦见自己开上了一辆大卡车,在村巷横冲直撞,猛然撞到一堵高墙,瞬间车翻人伤。他惊醒后伤口像是被疯狗咬啮似的疼痛,额头渗出一滴滴冷汗。

    他卧在床上痛苦嚎叫,邻居们听到后推门进去,见他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大家纷纷谴责刘抗战下手过于狠毒,马上连夜请来赤脚医生为他看病。次日大家又一起去找刘抗战评理,最后商定刘抗战承担大部分医疗费用。父亲养伤期间邻居们轮流照看。

    两三个月后父亲才能下床行走。他拿起镜子照到额头上那一点疤痕像是一张小鬼脸在讥笑他。他朝着镜子啐出一口痰,穿上布鞋推门出去。他并非是去找刘抗战报仇,养伤期间他思索出一条致富的门路。

    他从村口乘坐票车去开封,到开封的一家皮鞋厂批发一箱价格低廉的皮鞋。村子周边几个乡镇逢集时他便在集市上卖皮鞋。他成了一名鞋贩子。他热爱这份职业,希望这份职业改变他的命运与生活。

    那大概是一九八五年,村子里分田到户已有三四个年头,喂饱肚子的村民开始用口袋里的余钱购置一些“生活奢侈品”。手表啦,喇叭裤啦,皮鞋啦,这些新鲜事物势不可挡地涌进人们的生活。父亲靠着薄利多销的信条生意火爆,每次赶集都能卖出很多双皮鞋。

    他的钱包渐渐鼓起来,他不再四处蹭吃蹭喝。他买来一只上海牌手表,又买了一辆摩托车,春节前又新建房子。他的日子原本像是一锅淡而无味的炖菜,卖鞋的工作像是食盐、酱油、香油等调料,将他的生活调和得有滋有味。

    母亲嫁给父亲后,他挖掘到新的商机。他夏天租来大卡车向很多大城市贩卖西瓜,秋天贩卖棉花。他靠贩卖这些农产品吃差价赚钱。

    记得那是我五岁的一天,父亲喝得醉醺醺的,两颊泛出一片酡红,嘴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他站在门口,仰着头豪情万丈地向母亲嚷着他要开办一家酿酒厂。他要收购村子里的麦子酿酒。他希望酿出的酒像贵州茅台酒似的驰名中外。

    他歪坐在椅子上说着醉话:“我酿的酒要在全国千千万万家商店销售。我还要卖给美国人和苏联人,让他们扔掉威士忌和伏特加来喝我的酒。”

    他说完耷拉着脑袋,挤上眼睛呼呼大睡。

    母亲说他是在做白日梦,只有疯子才做白日梦!

    次日上午父亲请来几个建筑工匠商量修建酒厂的事情。他还请来王守道给酒起名字。

    王守道在生产队做过多年会计。村里人都说他品行好、学问高。他瘦高的身材,头发斑白,双眼明亮有神。他常年穿着一件蓝色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破旧的英雄牌钢笔——我偷偷摸过这支钢笔,笔尖钝拙,墨囊干涸,根本不能写字。据说它陪伴他很多年,他舍不得丢弃。它好像只是他身上的一件装饰品,或者如同一枚勋章似的有所纪念。

    父亲递给他一支香烟,他噙在唇边,脸上浮出笑容说:“咱们村子很多孩子的名字是我起的。这酒名啊,比起人名更难,叫着要响亮,人听着酣畅,自然就醉了。呃,天津有狗不理包子,名字虽然土得掉渣儿,吃起来却很香。我看这酒啊,就叫‘龟不醉’吧。”

    “龟不醉?啥意思?”父亲问道。

    “这酒啊,喝不醉的是乌龟王八蛋!” 

    父亲咧着嘴笑着说:“哎,喝不醉的人平白无故挨了骂,还不趁着酒劲儿扛着斧头、榔头把酒厂砸毁!”

    王守道手指夹着香烟,皱着眉头思忖片刻说:“酒厂建在贾鲁河旁,我们酿酒最好用这河水。贾鲁河是一条神河,据说河里住着龙王爷。从前村子里买不起药的人有了病到河边喝一瓢河水。嘿,这河水真有灵性,很神奇,很多人喝了它身体自然好了。用它酿酒,保准儿除病消灾,我看这酒就叫‘神河粮液’吧。”

    “这酒名起得好!今天咱哥俩儿要喝两瓶纯粮酒庆祝,谁不喝醉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父亲眉开眼笑地说。

    “我近期正在戒酒,这次要当缩头乌龟。”王守道面露惭色。

    “哦,你千万别戒酒,大家像你一样戒酒,将来我酿的酒卖给谁嘞!我看很多酒都说自己是历史名酒,有一大堆光辉历史,还请你为神河粮液编造一些故事。”

    故事好像是另一种白日梦,虚构出有声有色的假象。

    王守道沉思良久,编造出一些故事,大意是楚汉争霸时刘邦曾率领军队驻扎在芦湾,村民们向他进献神河粮液。刘邦用这些酒犒赏三军。将士们喝过酒后像是打了鸡血,精神旺盛,意气昂扬,一举击溃项羽的楚军。刘邦当上皇帝后仍对神河粮液念念不忘,将它列为贡品。王守道又将神河粮液与曹操、赵匡胤攀上关系,为它编织历史的光环。我在旁边仔细聆听,听得稀里糊涂。他所说的那些人物,我一概不知。他们也许生活在距离芦湾很远的村庄,或者生活在很遥远的年代。

    不久,这些故事被印在酒盒上,或许有人会耐心读下去。

    过了一段时间,麦田由一片蓬勃的翠绿被阳光渲染成一望无垠的金黄,麦穗随风摇摆,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贾鲁河被麦田映衬,银白色的河水静静流淌,如一条长臂拂过村庄的边缘。

    那天酒厂大功告成,有人站在屋顶燃上一挂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阵乱响。父亲摆上几桌酒席感谢建筑工匠。

    父亲雇佣一名老酿酒师与四五名工人。他还买了一辆面包车,与雇工双喜一起开车四处接洽业务。他强烈要求母亲关闭裁缝店,帮他料理一些琐事。母亲原本不同意,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她还是应允。那天她流露出眷恋不舍的神情,缓缓锁上裁缝店的门,在门上贴上一张写着毛笔字的纸条。我看懂,猜想应该是“停止营业”之类的内容。

    酒厂好像是一只大蛤蟆趴在村子南头,与贾鲁河对望。里面盖了几座房屋,屋顶上覆盖一层灰色的石棉瓦,屋墙上高高竖起一根冒着浓烟的大烟囱,像是大灰狼的尾巴。

    每次我溜进酒厂时刺鼻的酸味儿扑面而来,几乎把我熏倒。只见几个叔叔、伯伯们在烟雾腾腾的屋子里忙来忙去,他们根本没有功夫与我玩耍。

    有一天父亲对王守道说:“万事开头难,这酒生产出来了,现在销路却打不开。”

    王守道一只手捏着烟卷,思考片刻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你要重视宣传。最好花些钱,去电视台做些广告。”

    父亲听后豁然开朗,拍着大腿说:“好主意,我明早就去县城!”

    几天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神河粮液短短的广告。这条广告真像是一剂良药,很快治愈酒厂销路不畅的病。自从广告播出后,全县大大小小的商店摆上了神河粮液这种酒。

    父亲踌躇满志地说:“咱们以后要向全国各地运送千万吨酒,挣钱挣到两手发抖!”

    母亲坐在凳子上喝着水,漫不经心地说:“哎,孙福来,你天天做白日梦,满嘴跑火车!”

    我的视线从电视屏幕转向父亲的嘴巴上,却没有看到哐当哐当的火车冒着黑烟在他口中奔跑。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说他满嘴跑火车。

    父亲腾出一间干净的小屋子作为办公室,摆放上办公桌与黑皮沙发,还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当时那是芦湾唯一的电话。他经常一只手夹着烟卷,一只手握着话筒打电话。他瞥到我弯着腰在墙角拿着酒瓶捉蛐蛐儿就大声吼叫:“喂,你这个笨蛋,在这里碍手碍脚的,影响我工作,赶快滚蛋!”

    “孙福来,你真不配做父亲!”母亲站在门口满腔愤懑,绷着脸说,“你对孩子一点儿不关心,孩子的生日竟然忘记了。你配做父亲吗?将来你老了,腿脚不灵便,躺在病床上又脏又臭。家树,到时候你别照顾他,不管他的死活!”

    “哎,孩子他妈,你把我说成大坏蛋了。家树是我的儿子,我咋会不关心嘞!我老了不依靠他,我依靠女儿家华。”

    酒厂的叔叔、伯伯们听到后面露笑容,用衣袖抹着脸上的汗水。阳光倾洒在他们身上,仿佛给他们浇上一层铜黄色的油漆。

    双喜笑着说:“福来大哥,嫁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家华迟早要嫁人的,成了别人家的人。你老了还得依靠家树。”

    “等我老了住养老院,我谁也不依靠。”父亲说着瞪了我一眼。“你呀,长大后别混成叫花子四处讨饭吃。”

    “孙福来,你就这么瞧不上你儿子吗?你对孩子没有一点儿信心,有你这样的父亲吗?”母亲反问说。

    “从他身上我看不到我的气概,哪儿像我的儿子!”

    “孙福来,你有什么气概?家树不是你的儿子吗?”母亲提高嗓音问道。

    在父母的争吵声中,我拔腿跑到酒厂外的菜园子去玩耍。那里是我的一片小小的乐园。

    菜园子占地有一座小屋那么大,四周被交叉错杂的树枝做成的篱笆箍着。园子里的蔬菜我大都叫得出名字。那枝茎缠绕在木架子上、开了一层紫色小花儿的是豆角,那从绿藤上垂下像细长手臂似的是黄瓜,那一个个像小红灯笼似的是西红柿。

    我最喜欢篱笆边的那几株向日葵。我常常坐在青草上仰望它们。向日葵细高的个头儿,圆圆的脸庞,太阳跟着它们扭头的方向移动着火红的躯体。太阳犹如是向日葵放飞在天空中的一只金灿灿的圆风筝,随着一缕缕五色阳光的伸缩而改变方向。

    我痴痴地问向日葵:“向日……葵,我、我问你,我爸、爸……为啥不喜欢我呢?”

    在阳光下向日葵的脸庞好像闪烁出一丝微笑。它们沉默无声,在风中微微摇动着身体。它们是哑巴,根本不会回答我的!



    我的口吃让母亲十分犯愁,她四处求医,希望把我的病治好。我跟着她去了很多地方治疗,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药。

    有一天母亲带我到尉氏县城的一所医院去,此刻想来应该是东关医院。记得那天我与她坐在票车上晃晃悠悠到了县城。街道两侧摆满货摊,水果摊上的瓜果洋溢着香味,服装摊上的衣服炫耀着色彩,小吃摊上的芝麻烧饼绽露笑脸。我左顾右盼,母亲一只手紧紧拉着我,用力拖着我走。

    “我们先去医院,办完事我给你买一些吃的东西。”她说。

    阳光将母亲牵着我的身影投射在柏油路面上,看上去像是一艘挂着风帆的船。

    我们来到医院,母亲与一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医生简单说了几句话。医生打量着我说:“你跟着我念——四四方方一座城,城里住着十万兵!”他念完片刻,见我仍然哑默不语,又高声重复一遍。

    母亲在旁边望着我催促说:“家树,快跟着医生念!”

    “四……四……四方——方……一……”每个词语好像是被黏黏的粘胶粘在我的喉咙上,需要我逐个用力揭开。

    医生皱皱眉头,让我仰起脸、张大嘴巴。他一只手摸着我的头,另一只手掂起一把手电筒打开,射出一束强光,在我的口腔内照来照去,像是电影中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在黑暗的山洞中搜寻藏匿的逃犯。

    “大夫,我儿子舌头发育不良吗?”母亲问道。

    “这孩子的舌头发育基本正常,没啥毛病,”医生审视着我说,“他的口吃可能是遗传病,你们家人还有谁口吃吗?”

    “呃,遗传病?”母亲有些惊讶,若有所思地说,“听老人说孩子的爷爷口吃,六七岁才开口说话,长大后说话磕磕巴巴的,不过他很早已经去世。”

    “噢,这孩子的口吃应该是家族遗传病。”医生断言说。

    “哦,有好的治疗方法吗?”母亲望着医生说,脸上浮出忧郁的神色。

    有的祖先将一件珍宝或者一处宅地遗留给后代,让后代坐享其成。我爷爷倒好,竟然将口吃遗传给我!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病的孩子,而且这种疾病好像十分讨人厌恶,仿佛整个世界在疏远我。

     “治疗口吃,关键是要孩子自我治疗。这第一啊,要让孩子克服心理障碍。孩子要敢说,做家长的千万不要因为他说得不好责骂他,更不要吓唬他。第二是孩子自个儿平时要注意矫正。既然说话结巴,就慢慢说,逐字逐句说。第三嘛,是要让孩子做辅助练习——练习伸缩舌头。”医生说着示范一下动作。他伸出自己又红又湿的舌头,缓缓缩进去。“像我这样,每天至少一千下,要努力坚持下去。”

    我跟着他吐了一下舌头,心想这医生真可恶,让我每天反反复复伸缩舌头,我的舌头不是弹簧!

    我与母亲离开医院后,她在街市上给我买来一串香蕉。我们回到家时家华正光着脚丫坐在布沙发上看电视。家华比我小一两岁,胖嘟嘟的脸蛋,白嫩的皮肤,清澈透亮的眸子。她扎着一双短辫子,平时像是一只聒噪而活跃的小麻雀,搅动家里热闹的气氛。

    “家华,给你……香蕉。”我把香蕉递给家华。

    “哥哥真好!”家华从布沙发上跳下来,和我一起吃起香蕉。

    不久,母亲把我从布沙发上拉下来,逼着我对着落地镜伸缩舌头。她坐在木椅子上紧盯着我,嘴里数着数字。我觉得她数得很慢,每个数字像是橡皮筋似的被故意拉长,在空中飘来荡去。

    当她数到八百多的时候,我的舌头几乎麻痹。我从镜子里看到她仍然一脸严肃认真的神情,她正在毫不懈怠地“监视”我。

    我俯身瞅了一眼小黄狗,它长着浅褐色的毛,耷拉着耳朵,正伏卧在我脚下喘着粗气。它竟然伸着长长的舌头,仿佛是在模仿我的举动!

    “妈、妈,我太……累了,让……小狗替我——伸舌头吧。”

    “胡说,让小狗替你伸舌头,小狗也不口吃!”

    母亲见我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露出心疼的表情,但她并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

    “哥哥,妈妈说小狗不口吃——妈妈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口吃的人是小狗。”家华发出咯咯的笑声,像口琴的声音一样清脆悦耳。

    “家华,你越来越刁钻古怪,竟然挑起我的字眼儿来了。你真是个鬼机灵!”母亲说着,目光轻轻掠了一下家华,又将脸庞转向我说,“家树,你先喝口水,然后继续锻炼。”

    我如蒙大赦,跳到沙发上一边喝着水,一边看着电视里的动画片。

    父亲回家后一屁股歪坐在椅子上,只见他两颊酡红,目光迷离,在椅子上高高翘起二郎腿,嘴里叼着烟卷,像是一个大烟囱似的喷云吐雾。灰腾腾的烟雾在房间四处弥漫,好像哪件家具着火了。

    “爸爸又吸烟了。大烟鬼,快熏死我啦!”家华捂着鼻子叫嚷。

    “孙福来,你去外面抽烟,别熏着孩子!”母亲高声说,“我今儿个带着家树到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要让孩子敢说话,不能责骂。打今儿个起,不准你再骂孩子,更不准吓唬他!”

    父亲满脸困意,将烟头擩在玻璃烟缸里。他用鼻孔哼了一声说:“唉,我小的时候伶牙俐齿,差一点儿去当相声演员。家树一点儿不像我,不仅长得尖嘴猴腮,还胆小如鼠,最可恨的是他严重口吃,简直是个废物,这哪儿像是我的儿子!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么?”

    很多父母总是希望子女能够复制他的相貌与气质,成为他生命的另一个载体,去践行他的远大规划与理想,然而生命蓬勃生长,梦想自由翱翔,我们最终会成为千姿百态、形神各异的个体。子女不是父母的影子,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与全新的自我。

     “孙福来,家树没有你说得那么槽糕。你从不好好陪他,不关心他,更不会观察他。你要多发现孩子的优点。”母亲满脸愠色,声音激昂。“你说他不像你,难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唉,黄鼠狼下崽子,一代不如一代了。”父亲摇着头说,脸上布满无奈与失望的神情。

    “孙福来,谁是黄鼠狼,谁是崽子!”母亲怒气冲天。

    “呃,我没说谁,我喝醉了,在胡说八道。”父亲意识到自己言语不妥。

    “孙福来,幸亏家树不像你,像你一样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那孩子这辈子彻底完蛋了。在芦湾,谁不知道你年轻时劣迹斑斑!”母亲回头看到我和家华正在倾听,她立刻缄口不语。

    母亲的话捅到父亲的痛点,他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圆瞪着眼睛说:“唉,孩子他妈,我有那么坏吗?好男不跟女斗,我找人打牌去。”

    他和母亲吵架,他往往是默默认输的一方。此刻想来,可能是他看似粗暴的皮囊下包裹着一颗绅士般的心,或者说母亲在他人生的低谷嫁给他,他始终对她心怀感念,万事退让。

    父亲说完摔门而走,哐当一声,引起屋内一阵震动。随后面包车的发动机嗡嗡响起,车灯的光线透过玻璃窗折射在屋内雪白的墙壁上。车轮碾着地面上的枯叶,发出沙沙啦啦的声响。光线在墙壁上慢慢消退,车声渐远渐弱,屋内变得异常寂静。

    “爸爸走了,他今晚应该不回家了。”家华伤心地说。

    “他走了我们清静。你俩赶紧睡觉吧!”母亲怒气未消。

    我猜想父亲又去县城找那一帮狐朋狗友搓麻将去了。他爱赌成瘾,而且十赌九输。据说沾上赌博,自己赢钱总是贪得无厌,难以收手;自己输钱又想拼命赢回,押上身家性命也要一搏,最终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

    母亲因此与父亲多次吵架,甚至大打出手。他不仅没有戒赌,反而愈赌愈烈。时间久了,他们之间的嫌隙越裂越大,好像裂成一道峡谷。

    有一次我在酒厂不经意间听到双喜低声对酿酒师傅说父亲在县城与人搓麻将,几场下去输光钱包里所有的钱。酿酒师傅听后咂了一下嘴说:“哎呦,孙福来嗜赌如命,他迟早要倾家荡产的。”

    “我劝过他,他说‘大赌伤身,小赌怡情。我这是小赌,输几千块钱,只是娱乐。’他这一场小赌,抵得过我们大半年的工钱。”双喜喁喁细语。

    我听后在内心发誓长大后绝不赌博,不做父亲那样的人。我将偷听到的话几乎原封不动向母亲泄露,心想母亲手握证据,父亲将会再次屈服。

    母亲怒气冲天,和父亲大吵大闹。她摔碎了桌子的酒瓶,掀翻饭桌,屋内狼藉一片。父亲满不在乎,蹲在门口默默抽着烟。

    “孙福来,你以后要是还赌博,就不要再进家门了!”母亲厉声说。

    “这是我的家,我出入自由。”父亲回头嚷着。

    双喜与酿酒师傅惴惴不安,担心因为背后议论父亲而遭受刁难。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到了晚上父亲邀请他们去芦湾集市上的小饭馆吃饭,三个人喝酒划拳,喝得酩酊大醉。

    从此以后,酒厂的叔叔、伯伯们把我当成小间谍。两个人正在悄悄谈话,见我来了戛然而止,生怕我会将他们的谈话向母亲转述,再次搅起一场家庭风波。

    记得那时候有个小伙伴模仿我口吃竟然弄假成真,他突然之间口吃了,一时难以改正。他的父母焦急而愤恨,把我当作罪魁祸首,跑到我家吵吵嚷嚷理论。

    母亲义正辞严地说:“咱们村子的薛大攀会放电影,你家孩子不学;二傻经常助人为乐,你家孩子也不学——他好人好事不学,偏偏学家树口吃,是你们管教不严!”

    他们无言以对,气怏怏地走了。他们把那孩子送到邻村很长一段时间才调教过来。他们四处散布关于我的谣言,例如我的口吃是一种传染病,我具有暴力倾向,我是魔鬼转世等,企图让全村的孩子远离我,孤立我。

    母亲每天督促我矫正口吃,让我反复伸缩舌头,疗效却不如人意。

    一天她从集市上一名江湖老中医那里求得一个偏方。她把茴香、桂皮、花椒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石臼捣碎,把它们掺合在一起放在煤炉上用砂锅炖煮,好像是在煮一锅大杂烩,一股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氤氲。

    那碗药水煮好后母亲端到我面前说:“家树,喝了这碗药就不口吃了。”

    我瞥了一眼,只见它又浓又黑,呛鼻难闻,像是大粪似的。我皱紧眉头,怎么能喝下去呢!

    母亲哄我说她在这碗药水里放进去很多白糖。它看着难看,嗅着难闻,却像汽水似的清甜爽口。我根本不相信她的话,慌忙捂着鼻子躲闪。

    她见我难以哄骗,就横起眉头,把药碗放在桌子上揎拳捋袖,继而一只手紧拽着我,猛然把我摁倒在地上。她的左膝盖抵着我的一只手臂,右膝盖顶着我的肚皮,左手掰开我的嘴巴,右手端起药碗向我的嘴巴里倒灌。粘稠的药水顺着我的嘴巴向下流淌、飞溅。我躺在地上两腿翻腾挣扎,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哭喊声。

    “唉,我还以为你家在杀猪嘞,原来是在喂家树药水。”赵奶奶听到我的哭喊声急忙赶过来。

    “让他试试偏方,但愿这次管用。”母亲说。

    可是这种偏方对我毫不奏效,枉费母亲的一片苦心,也害得我又噎又呛,咳嗽不止,满身狼藉。

    从那天起,每当我在饭桌上吃炒菜吃到茴香或花椒的时候,心脏不由得狂跳不止,生怕母亲再会把它们捣碎后放进砂锅煮成药水,然后逼着我喝下去。

    医生看不好我的口吃,偏方也不管用,母亲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仙。

    赵奶奶说观音菩萨居住在遥远的南海普陀山,却时时站在天上俯视人间众生的所作所为。将观音菩萨的神像供奉在家中可以保佑诸事顺遂,于是母亲在卖瓷器的货摊上请来一尊观音菩萨像供在堂屋的桌子上。她常常在它面前毕恭毕敬地烧香磕头,喃喃祈求。

    在繁杂喧嚣的大千世界中我的声音过于微弱渺茫,观音菩萨好像根本听不到我口吃的声音,更眷顾不到我。我便一直是一个口吃的孩子。

     


    我蓦然想起家乡的麦田,风吹麦浪的景象在我的脑海中翻滚而来。

    我常常遐想,大自然是世界之王,统辖着世间万物。它乘坐气势雄伟的车辇巡视天下,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好像是车子的四个车轮,任其纵横驱驰。车轮所至,或百花烂漫,或麦浪滚滚,或黄叶飘零,或大雪纷飞。我们在大自然的车轮之下承受碾轧,渐渐习惯它的喜怒无常与冷热变换。

    芒种时节,强烈的阳光倾注在大地上,仿佛给万物灌输生长的力量。布谷鸟在空中飞旋啼叫,它的叫声婉转嘹亮,犹如大自然的生物钟奏响的韵律,在天地之间飞扬回荡,将万物成熟的欲望唤醒。

    麦田里的麦穗日渐饱满,一丝丝麦香沁润空气。一阵风吹过,在阳光的映照与蓝天的衬托下麦浪澎湃,一直奔涌到广袤辽远的天际。

    那时候收割麦子好像是一件关系着我们生死存亡的大事。村里人早早地收拾打麦场,从集市上买回镰刀、铁叉、草帽与塑料水壶,又买回一袋袋西葫芦与洋白菜,大多还会在自家陶缸里腌制咸鸭蛋或咸鸡蛋,以备麦熟时食用。村子里的小学照常会放十天假期,我们称之为“麦假”。老师们回家收麦子,小学生们帮家人割麦子、拾麦穗。收麦子是老老少少全体要做的事情,好像谁也不能偷懒!

    阳光撒在院子里,家猫慵懒地睡在门口。赵奶奶坐在用玉米棒子皮编织的蒲团上唱着农谚:“芒种忙,麦上场。麦熟一晌,虎口夺粮。”

    她的声音虽然沙哑粗涩,却富有节奏,听起来很好听。

    我站在她身旁,听到她唱到“虎口”二字不由心惊,心想难道是老虎下山来了,跑到村子里来撒野了吗?

    “现在麦子熟了,暴雨就是老虎。一场大雨下来,很多麦子会倒伏在地上,造成大量减产。趁着天晴,我们要赶紧收麦子。”赵奶奶给我解释说。

    “我再唱一段《小二黑结婚》。我年轻的时候在打麦场上给全村的人唱,人们都说我唱得好。”赵奶奶低着头清了清嗓子,一张笑脸像是一朵向日葵。

    “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小芹我洗衣到河边。二黑哥哥到县里去开民兵会……前晌我也等啊,后晌我也盼……”

    我是她唯一的听众,坐在木凳子上听她唱戏。她的嗓音犹如一只只绚丽多彩的蝴蝶挥舞着翅膀拂动我的耳膜。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大概正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在对牛弹琴,才无拘无束,唱得那么轻松自在。

    屋子外面的太阳又大又红,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在空中缓缓滚动,将村子里的屋顶、院墙与树木熏染上一层红彤彤的色彩。

    布谷鸟在村庄上空飞翔,欢快地叫着“割麦割谷,割麦割谷!”

    在村巷里玩耍的一群孩子笑声喧哗,学着布谷鸟的叫声。

    “妈,咱们今儿个要把盐碱地的两亩麦子收割了。”赵奶奶的二儿子二傻迈过门槛走进屋子里。他的声音瓮声瓮气,与哞哞叫的黄牛有几分相似。

    “好,咱们去割麦子去。带上一壶清水,再带上两把镰刀,”赵奶奶迅速起身,嘴里喃喃的说,“割麦无老小,一人一镰刀。”

    二傻戴上草帽走到手扶拖拉机旁,将镰刀、麻绳、铁叉与荆条篮子扔进铁皮车斗里,拍了拍我的小脑袋说:“家树,等收完麦子,堆起麦秸垛,我们可以爬上去玩耍。” 

    他右手拿起铁摇把使劲儿启动拖拉机。拖拉机浑身一阵哆嗦,嘟嘟的响起来,排气筒冒出一圈圈黑烟,弥散出浓浓的柴油气味儿。

    赵奶奶用葫芦瓢从水缸向塑料水壶里舀满一壶清水,准备带到麦田。她装满水后撅着屁股爬上铁皮车斗。

    我像是一只伶俐的小猴子踩着车轮攀上车斗,拿起她的草帽戴到头顶,向二傻做了个鬼脸。

     “淘气鬼,别添乱了,收完麦子咱们再好好玩耍。”二傻说着,把我从车斗里抱下来。

    “家树,麦田里的太阳毒,怕晒坏你。你去找小伙伴们玩耍吧。”赵奶奶笑着说。

    听村里人说赵奶奶的丈夫很多年前得痨病死了。我不知道“痨病”是什么病,也许人老了,自然会得“老病”。她的大儿子大傻长到二十多岁与邻村的一位姑娘定了婚,商定到次年腊月举办婚礼,可是临近婚期那位姑娘竟然悔婚,强烈要求退婚。他悲愤之下悄悄喝下一瓶农药。当二傻走进他卧室里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断气。那瓶喝了一半的农药静静地立在木床旁边。

    按照我们芦湾的丧葬风俗,未婚早逝的人是不允许埋进祖坟的。当天大傻被埋葬到了村北头的乱葬岗上。赵奶奶坐在他的坟前悲恸欲绝,哭骂着大傻太鲁莽,不该那么轻生。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深深的悲痛淡化成听天由命的豁达与隐忍。

    我此刻细想,悲痛好像是沉重的包袱,我们只有把它早早抛下,生活才会快乐,然而有些悲痛与我们的灵魂紧紧黏合,熔铸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始终抛不下,销不毁,只好将它藏在心底、甩在背后。在人世间,很多笑脸带着眼泪,很多盛装掩盖着伤痕。

    赵奶奶在众人面前爱笑爱唱,可是有好几次我偷偷发现她独自坐在屋子里凄怆落泪。我猜她一定是想起死去的大傻。很多人说她心胸豁朗,谁知道她的笑脸背后藏着撕心裂肺的眼泪呢!

    赵奶奶与二傻相依为命,将一堆阴暗无光的日子有声有色地打发了。

    二傻的学名叫赵德斌,像地栗儿的学名叫荸荠类似。他的学名是入学时王守道为他起的,村民们不习惯叫他的学名,一直喊他的小名。我与家华管他叫“二傻叔叔”。他长得腿短头大,黝黑敦实,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像是瓷器货摊上可爱的瓷娃娃。

    大人们都说他傻气,说他驽钝,还说他是丑八怪。人们看着他奇怪的体形与走路姿势脸上笑开了花。一些人常常和他开玩笑,说他跳进河里像是一只活生生的癞蛤蟆。他不但毫不生气,反而傻里傻气地将两条罗圈腿向下屈伸,双臂向前摇摆,摆出一副蛙泳的姿势,把人逗得笑掉大牙。

    那时候二傻真是村子里不折不扣的孩子王,我和小伙伴们都是他的小喽啰。他见了我们总是笑嘻嘻的,像是一个小木偶。在我们眼里他不仅滑稽可爱,还多才多艺。他制作的弹弓、木陀螺与风筝不仅有模有样,还灵活好用。

    他用树杈与皮筋制成弹弓,兴冲冲地带领我们到槐树林打鸟儿。林子里的槐树枝繁叶茂,麻雀、画眉、黄鹂等鸟儿仿佛在进行歌唱比赛,嘁嘁喳喳不停地鸣叫。我们远望到一只羽毛鲜艳的啄木鸟正在啄着树梢。二傻大手一挥让我们停下脚步。他弓着腰轻轻“嘘”一声,示意我们不要发出声音。我们屏住呼吸望着那只啄木鸟。他握着弹弓蹑手蹑脚走近它,动作像是动画片中偷鸡的小偷。

    啄木鸟丝毫没有察觉,仍然用又长又尖的嘴巴哒哒的啄着树梢。据说树木与人一样,也会得病,而啄木鸟是它们的医生,它将像针头一样的嘴巴凿破干枯的树皮,钻进它们的血肉钩出虫子,它们的病慢慢就好了。此刻想来,我们是在干扰“医生”为“病人”看病。唉,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孩子!

    二傻走到树下,一只手紧攥紧弹弓,一只手将一粒石子夹在皮筋上,两手用力拉弓射弹,嗖的一声把石子射了出去,正好打在啄木鸟的翅膀上。它惨叫两声扑棱棱的跌落在半空,忽然又拼命飞起,转眼飞得没有踪影。我们为二傻喝彩,都说他弹弓玩得好。

    麦子收割后,村民们开着拖拉机挂车把一捆捆麦穗运到打麦场上。烈日下暴晒后,村民们开着拖拉机拽着沉甸甸的石磙反复碾压麦穗,一颗颗麦粒就剥离出来,散发出一丝丝麦香味儿。村民们把麦秆用铁叉挑走,堆成麦秸垛,又用木锨将地面上的麦粒顺风播扬,让风吹走麦壳儿与灰尘。村民们把干干净净的麦粒装进袋子,一部分运到乡镇的粮库交公粮,剩余的作为赖以生存的口粮。

    田野里留下一畦畦短短的麦茬儿,显得空空荡荡。西瓜、玉米、辣椒这些植物疯狂生长,用绿叶与果实装点着大地。

    打麦场上屹立着大大小小的麦秸垛,小的像是黄牛,大的像是沙岗。这里成了我们的游乐园。

    二傻带领我们爬到麦秸垛上玩耍,齐声唱着童谣:“麦秸垛,忽闪闪。小孩子,快来玩!”

    金色的阳光下我们在一座座麦秸垛之间奔跑、喧笑。

     


    西瓜将要成熟时雨季袭击村庄。一场暴雨过后,贾鲁河的水势凶猛如虎,吞没杂草丛生的河滩。村旁三四个池塘池水满溢,成为一片汪洋。

    太阳出来时天气酷热,村子却隔三差五停电。电工薛大攀说火电厂发电量不足,便暂时停掉农村的电,让城市优先使用。烈日下的村庄像是火炉似的炙热,好像要把在院子里啄食的柴鸡烤成烧鸡。屋子里的电扇瘫痪,屋内没有一丝风,无比闷热,如同蒸笼。人们聚在街头树荫下摇着蒲扇纳凉,聊些家长里短,可以说是“田园沙龙。”

    我和一群孩子脱光衣服,赤条条的在池塘洗澡。我不会游泳,像蛤蟆似的匍匐在浅水中。

    三个年龄稍大的孩子水性较好,犹如野鸭子在水中游泳。他们扑通扑通,翻腾出一朵朵晶莹透亮的水花。

    “我也……也——”我望着他们喊道。

    “你也……也——你爷爷咋啦?你爷爷是大乌龟!”一个孩子没等我说完笑嚷着。

    “我——我也……想学游、游泳。”我的脸憋得通红,想说的是“也”,而不是“爷”。我吞吞吐吐将一句话说囫囵。

     “好,我们来教教你。”他们笑喊着向我游过来。

    我高兴地用手掌在水面上击出一道水浪。我想像鱼儿似的在水中游来游去。

    他们游到我身边,一个瘦孩子拽着我的左手,一个胖孩子拉着我的右臂,第三个孩子托着我的脊背。他们用手与脚矫捷地拨动水面,身子猛然犹如轻快灵巧的橡皮船漂浮在水面上。

    “学着我的姿势,手臂伸直——开始蹬腿!”一个孩子说。

    我跟着他们向深水处游去,一条顽皮淘气的小鱼儿撞了两下我的腿肚。他们的拉力与水的浮力把我带到池塘中央。我笨手拙脚地学着游泳,扑腾出一朵朵水花,身子却仿佛是沉重的石头,总是不听使唤,慢慢向水下坠落。

    “大笨蛋!”一个孩子讥笑道。他说着将一道水花拍打在我的脸上。

    “孙家树,叫我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胖孩子喊着,“你不给我叫爸爸,我让你喝脏水。”

    我红着脸,呼吸急促,用手掌狠狠划动水面,身子半浮半沉。

    池水像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龇牙咧嘴,要将我吞进肚子里。

    胖孩子高声嚷着:“叫我爸爸,叫我爸爸!”他的一只手使劲儿将我的头向水中按压。

    另外两个孩子一边用手推搡我,一边喊着:“快叫爸爸,快叫爸爸!我们都是你爸爸,我们都是你爸爸!”

    “我今天在池子里撒了两泡尿,你喝池水就是在喝我的尿。”瘦孩子笑嚷着。

    我始终不向他们叫爸爸。我对“爸爸”这个词语感到既淡漠又恐惧,却不愿辱没它。

    我在水中惊惶而愤怒,慌乱地挣扎四肢,不知道喝了多少脏水,竟然将卡在喉咙里的一根水草吐了出来。

    “嘿,孙家树嘴里吐出一根草,他是一只吃草的绵羊!”孩子们满脸欢笑。

    在不远处草地上放羊的朱老兵听到孩子们的喧闹一瘸一拐地跑过来。他伫立在岸上向池塘张望。他用力甩开皮鞭,噼啪一声锐响,如同一声响雷,将孩子们的视线扭转到他身上。

    “喂,你们这群娃娃别胡闹,照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们三个捣蛋鬼,快把孙家树拖上岸!”他声若洪钟,用命令的语气厉声高喊。

    据说朱老兵年青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左腿受了枪伤,成为瘸子。他回到村庄养伤,依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他曾经娶过老婆,可是婚后不久,老婆嫌弃他残疾无能,跟经常来村子的剃头匠私奔了。他羞惭而愤恨,不想见人,从此搬出村子,孤身一人住在苹果园的一座小屋内。他喂养几只羊,经常在草地上放羊。

    事过境迁,曾经的恩怨被流年冲淡。几十年过后,他对那些伤心的往事好像看淡,悠然自在地独居在果园中,偶然会到村庄与人唠嗑。

    那三个孩子被他的声势所威慑。他们一起扑腾着水浪把我拖上池塘岸边。

    我躺在地上头昏脑胀,不停地喘着粗气,嘴里一个劲儿地向外吐脏水。

    孩子们紧紧围着我,目光烁烁,希望看到我的嘴里能够吐出一只蝌蚪或者一条小鱼儿。

    朱老兵回头看到不远处一只羊正要越过菜地的矮篱笆去啃青菜,他高声喊着:“咦,你这只该死的公羊,别糟蹋青菜!”他挥起鞭子歪歪扭扭地跑过去赶羊。

    阳光灼热而刺眼,几只蝉在杨树上扯着嗓子鸣叫,好像是在讥笑我。 

    “呵,大家瞧啊,一只蚂蝗正咬在孙家树的大腿上吸血!”一个孩子叫嚷道。

    我低头瞧见一只黑褐色的蚂蝗正紧紧叮在我的左腿肚,如一枚尖利的钉子钻到我的腿肉里。我赶忙用手拔它。它身体柔软粘滑,怎么也拔不出来。

    有一个孩子突然说:“前几天一只蚂蝗咬着我的腿,我拿着鞋子摔打才把它打出来。”他说着拿起旁边的一只塑料凉鞋向我的左腿上用力摔打,啪啪啪啪,摔打了十多下。

    我的左腿上的血管似乎要胀裂迸血。我哀叫着,眼里噙满泪花。

    “你忍着点儿,再打几下它就出来。”那个孩子又狠狠地在我的左腿上摔打几下。“嘿,真出来啦,它喝了你不少血——该死的吸血鬼!”

    孩子们发出一阵欢呼声,将那只从我大腿上拔出来的蚂蟥抛在池岸上。

    我回到家时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为我做一条卡其色短裤。她的两脚踩着脚踏板,一只手轻轻抽着布料,咔哒咔哒的声音在房间里振荡起伏。

    家华坐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葫芦兄弟》。

    母亲转过头见我蔫头耷脑的样子,问道:“家树,今天咋啦?”

    我走近母亲,眼神中蓄满幽怨。我伸出左腿,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

    她一眼看到我左腿上一片红肿,露出惊愕而气愤的神情。

    “家树,今天是谁欺负你了?给你打成这样。我带你去评理!”

    “蚂——蚂蝗……”我哭着说。

    我担心母亲去找人评理,为了我又要和人吵架,就没敢把那三个孩子欺负我的事情告诉她。

    “唉,你又偷偷去池塘洗澡,那里水深危险,水又脏,而且蚂蝗多,以后不准你去池塘洗澡,再去的话我拿扫帚打你的屁股!”

    家华拉着我的手,盯着我的左腿,稚声嫩气地说:“哥哥,前几天在菜园子咱俩遇到一条大青蛇,你一点儿不害怕,咋会害怕蚂蟥呢?”

    母亲从柜子中取出一瓶花露水用棉花团在我的左腿上抹擦,淡淡的清香在屋内弥散。她将刚刚做好的短裤让我试穿。

    “妈妈,我很想要一条花裙子。”家华说。

        “好,我抽空给你做一条连衣裙,再绣上一朵红荷花。”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太阳像熊熊炭火似的烘烤着大地,热浪在村庄翻涌,蝉趴在树枝上不停地嘶喊:“热——热——”

    我们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着西瓜,突然听到一名妇女在街上高亢而凄惨的呐喊:“救人啊,救人啊,快到池塘救人啊!”

    村民们纷纷向池塘方向跑去,边跑边嚷:“咋啦,出啥事儿了?”

    “唉,池塘淹死孩子了,淹死仨!”

    “哎呀,谁家的孩子,这么命苦!”

    白花花的阳光耀人眼目,靛蓝的天空上堆积着几朵白云,犹如一具具惨白的死尸悬浮在空中。

    整个村庄好像是沸腾的油锅,充斥着紧张而惶悚的气氛。

    当我跟着母亲来到池塘边的时候,四周挤满了人。我远望到三具孩子的尸体静静地躺在草地上——他们正是前些日子欺负我的那三个孩子!家属们在尸体旁嚎啕大哭。

    我睁大眼睛,露出惊恐的神情。他们凫水娴熟,像是野鸭似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溺水致死。

    据一个目击者说他们在池水打闹,一个孩子在水里被推翻后向水底沉沦,另外两个孩子去施救,三人却深陷旋涡,难以脱身,很快被池水吞噬。

    村子里几个水性较好的年轻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的尸体打捞出来。

    一辆急救车鸣着车笛穿过草地停在池塘附近。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医生。他们拿着听诊器弯着腰在三具尸体上测一测呼吸,摸一摸肚子,又掰了掰眼睛。

    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希望那三个孩子在他们的抚弄下能够睁开眼睛,能够慢慢站起来。

    “大夫,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孩子,求求你们!”家属们抹着眼泪跪在地上哀求。

    “他们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我们无能为力。”医生表情严肃,说完转身离开。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的孩子是可以被救活的!”家长们哭喊着,紧紧扯住医生的手。

    “唉,我们已经尽力。”医生声音低沉。

    在家属们的嚎啕痛哭中,三具尸体被装进三口杨木小棺材,被拖拉机拉到乱葬岗上。

    老人们说那三个孩子已经变成狰狞可怕的水鬼,在池塘里等待洗澡的孩子,然后引诱孩子们落水淹死,这样他们才能投胎转世,从此村民们严禁自己的孩子到池塘洗澡。

    我总是设想,那天那三个孩子在池水中欺负我,如果没有朱老兵搭救,我可能会被淹死。唉,人的生命好像是飘在空中的肥皂泡,死亡是一个爱抓肥皂泡玩耍的孩子。死亡抓到谁,谁就会在这个世界上瞬间破碎,永远消失。

     


    那时我和小伙伴们整天在村巷玩耍。女孩子在大槐树下踢毽子、跳皮筋。男孩子在大榆树下摔纸三角、弹玻璃球或者翻筋斗。

    有一天刘亚军提议男孩们进行身体倒立比赛,看谁身体倒立的时间最长,谁就是倒立冠军。刘亚军是刘抗战的二儿子,他哥哥叫刘冠军。他个头略高,身体壮实,穿着宽松的短袖与灰色短裤。

    “你老老实实做亚军,别想着做冠军。你哥哥才是冠军!”一个孩子笑着说。

    “你别小瞧我,我一定要做身体倒立冠军。来,我第一个比赛,大家一个都不能少。”刘亚军说着摩拳擦掌走向身后的大榆树。

    他身体矫健,猛然来了个后翻身,只见他两手着地,脑袋向下,两脚紧紧靠着大榆树。他像一架木梯子靠在树干上。

    男孩们一窝蜂围了上来,齐声数着:“一、二、三、四、五……”

    大槐树下跳皮筋的女孩子也凑过来看热闹。

    家华站在我身边,露出一张笑盈盈的小脸说:“哥哥,你要是成为倒立冠军,我把爸爸送给我的那个小兔形状的存钱罐送给你。”

    我点点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根本不需要存钱罐,当母亲给了我零钱之后,我就会和小伙伴们到小卖部去买糖豆或者泡泡糖吃。

    我很想成为倒立冠军,让家华以为我是个小英雄。她回去给母亲讲,让母亲为我高兴。

    太阳犹如一艘圆圆的金船在碧蓝如海的天空上飘游。几只毛毛虫从榆叶上掉落下来,在地面上慢慢蠕动。

    小伙伴们依次参加比赛,身体倒立的时间都没有刘亚军长,最后轮到我。我铆足劲儿将身体靠着大榆树倒立起来,两脚朝上,脑袋朝下,猛然间整个世界好像上下颠倒。

    小伙伴们大声数着:“一、二、三、四、五……”

    “哥哥,加油,加油啊!”家华大声喊着。

    我憋红了脸,喘息加粗,感到两手酸软,难以支撑下去。听到家华为我加油,我身体内顿时被灌输一股强劲的力量,好像是一辆没油的的汽车注入汽油。

    太阳向西天沉落,余晖渐渐暗淡。绯红的晚霞将繁密的榆叶染成淡红色,看上去宛如一朵朵细碎而娇媚的红花。一群麻雀在枝头嘁嘁喳喳,鸣唱不止。

    “家树再坚持一会儿就要超过刘亚军了,他真厉害呀!”小伙伴们议论说。

    “哥哥,你好棒,加油!”家华喊着。

    刘亚军见我身体倒立,纹丝不动,像是一具木雕。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想鬼主意。

    他看到脚下有两只又长又肥的毛毛虫在爬动,便悄悄弯腰将它们捉在手里,然后走近我。他忽地将它们抛到我的脸上,其中一只正好落在脸上,我一阵慌乱,身体突然倾倒。

    “刘亚军耍赖皮,是他在捣乱。这场比赛我哥哥才是冠军。”家华锐声说。

    “这场比赛我是冠军。”刘亚军嚷着。

    “不、不……”我起身拍着身上的灰土说。

    我愤怒地向刘亚军走去,伸出手去揪打他。他用脚踢了一下我的大腿。我们厮打起来。我紧紧揪着他的耳朵,他用力抓着我的头发。他用脚踢我的腿,我用脚踩他的脚趾。我拧他的耳朵,他用手指狠狠抓我的脸皮。我的脸上留下一道道伤痕。

    此刻想来,成人打架像是在玩命;孩子打架,更像是在玩一场肢体游戏。

    小伙伴们围着我们拍手喧闹,好像是在观看武术比赛。大人们听到喧闹声纷纷赶过来看热闹。

    家华哭喊着抱着刘亚军的大腿,两手捶着他。

    刘亚军猛地将我推倒在地上,他骑在我身上笑着说:“我打败你啦!”他说着用拳头击了一下我的胸部。

    家华哭着用嘴巴咬他的耳朵。他伸出一只手将她推翻在地。

    “孙福来这儿子真是一个大笨蛋,被人骑在身上打——真是一个废物!”大人们笑着说。

    家华坐在地上哇哇的大哭。我听到她的哭声后愤然挣扎,一拳打在刘亚军的鼻子上。他赶紧捂着鼻子,鼻孔涌出两绺鲜血。大人们见酿成“流血事件”,连忙劝阻。

    银亮的灯光下,母亲一边在我的脸庞上涂抹药膏,一边心疼地说:“唉,这脸蛋被抓破了。要是留下疤痕,长大后咋去相亲嘞!”

    父亲回家后狠狠瞥了我一眼,继而暴跳如雷,怒吼道:“你这小兔崽子,听说你和刘抗战的二儿子打架,被人家骑着打,真给我丢脸。我真想用木棍打断你的狗腿!”

    他的声音像是轰鸣的雷声震得我浑身发抖。我紧紧依偎着母亲。

    家华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动画片,听到父亲的吼声后迅速她站起来说:“爸爸,今儿个这事情不怪哥哥,是刘亚军的错。他捣乱,哥哥才是身体倒立冠军。”

    “孩子已经被打成这样,你不安慰也罢,还吓唬他,有你这样的父亲吗!”母亲紧绷着脸,眉毛紧蹙成两条细线,两眼瞪着他。

    “孩子他妈,我年轻时挨过刘抗战的打。你瞧瞧,我额头上的这一点伤疤,是刘抗战当年用烟头烙上去的。”他用左手拍着额头说,“现在他儿子打我儿子,把我儿子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刘家欺负我们两代人。你想想,我心里是啥滋味儿。我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还盼望着我儿子能够翻身,给我争口气,看来这辈子没机会。家树长大后准是个软里吧唧的软柿子,没出息,任人拿捏,任人欺负。”

    “我听说你年轻时不正经,摸刘抗战老婆的屁股,你活该被打!家树,你争口气,将来活出个人样儿来,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仰着脸看你。”母亲的语气饱含着愤怒。

    “咦,孩子他妈,你说话真难听,我不正经,我可没做啥偷鸡摸狗的事情。”父亲满面怒容,说完转身走出屋子。

    屋子外面夜色幽暗,小黄狗在大门口汪汪的叫了两声。我的脸庞火辣辣的,隐隐作痛。



    一场暴雨过后,闷热的暑气渐渐消散,夏天接近尾声。树叶逐渐变黄,凤仙花日渐萎谢,屋檐下的乳燕已经长大,在院子里四处飞舞。

    一天,母亲从集市上给我买回一个蓝色书包,上面印着唐老鸭与米老鼠的图案。

    “家树,过几天小学要开学了,我给你买了一套上学的东西——书包、文具盒、铅笔、削笔刀、橡皮和本子,你瞧瞧吧。”

    “妈——妈,为啥、为啥要……上学呢?”我仰脸问道。

    “噢,你上了学就会识字,可以读书看报,可以看懂电视上的文字。要是不识字的话生活很麻烦,分不清男厕所和女厕所,到了城市分不清各个商店的名字,人家寄给你的信需要别人替你读、替你写回信。上学很有用途,你要好好上学。”

    “妈妈,我……我不想……上学。”

    我不喜欢上学,因为我以为学生们仿佛是一根根火柴被整整齐齐装进火柴盒大小的教室内。据说老师们看管严格,他们不能自由自在玩耍。

    二傻说学校好像是监狱,进去后没有自由,上课期间如果想屙屎撒尿,必须向老师举手示意。他还说老师像是凶神恶煞,每天会给学生布置很多作业,学生完不成将会受到惩罚。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小伙伴偷偷溜进小学校园,看到两个小学生像木头人似的在教室门外面对着墙壁伫立。教室传出老师讲课的声音。

    我溜到他们跟前悄悄问道:“你俩在……干啥呢?”

    一个小学生转头吐了一下舌头,低声说:“我没做完作业,被老师罚站。”

    另一个小学生咕哝说:“刚才老师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差一点儿把我的屁股踢成两瓣!”

    看来二傻说的是真的,学校没有自由,老师很凶暴。我对学校渐渐心生畏惧,内心更不喜欢上学。

    我十分喜欢母亲给我买的蓝色书包,我背着它在村巷来回转悠。

    村里人见到我后不再问我吃了什么,而是问我:“家树,你背的是啥呀?”

    “素……素包。”我把“书包”结结巴巴说成“素包”。

    “你背的是素包子吗?是韭菜馅的还是白菜馅的包子?你真是个草包!”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几乎笑掉大牙。

    后来我才知道草包是个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徒有其表、毫不中用的人。人们说我是草包,我真有些伤心。我想,有一天我要成为皮包——父亲有一个棕色的皮包,常常塞在酒厂办公桌的抽屉里。据说它是牛皮制成的,这样的皮包既好看又耐用。

    我好像是一个马戏团的小丑,长着尖尖的红鼻子,脸蛋上涂着红粉,戴着又高又尖的辣椒帽,穿着滑稽怪异的服装在村子里晃来晃去,给人们带来欢笑,然而有一天奇迹竟然发生——我不再口吃,我像正常的孩子一样顺畅地开口说话了!

    那是临近立秋的一天,瓜田的西瓜已经采撷完毕,清晨的天气格外清爽,天空靛蓝如洗,点缀着几朵浮云。我与家华正在小菜园子里玩耍。蔬菜的叶子带着露珠,空气里混合着熟透的西红柿的味道儿。

    向日葵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它们的脸上长满黑色的葵花籽,像是人脸上长满了黑痣。豆角、茄子与西红柿的叶子绿中透黄,露出衰败的势头。豆角架子上稀稀疏疏地开满紫色的小花儿。

    小黄狗用尖尖的鼻子嗅着杂草,它发现草丛里藏着一些蚂蚱,用前爪扒着杂草搜捕它们。那些蚂蚱被发现后用两条长腿敏捷地跳跃着四处逃窜。

    “哥哥,快瞧,小狗捉蚂蚱呢,像是警察捉小偷。这里有很多蚂蚱。”家华蹲在草丛旁圆睁着眼睛。“小狗,快追啊,别让蚂蚱逃跑!”

    我和家华盯着草丛看得入神,只见小黄狗嘴里衔着一只又肥又大的绿蚂蚱,它前爪扒着杂草,那些大大小小、颜色斑驳的蚂蚱慌慌张张、蹦蹦跳跳,四处逃窜。

    父亲从酒厂走了出来,走近我们。我们却毫无察觉,只顾盯着蚂蚱看。

    他用皮鞋踢了一下我的屁股,说:“笨蛋,长这么大了,只知道玩耍。走,跟我去小学报名上学!”他说着,用一只粗壮的手将我拽起来。

    我摸着被父亲皮鞋踢过的屁股,跟着他晕晕乎乎地走着,脑子里想着乌七八糟的事情,比如小卖部的雪糕啦,果园中将要成熟的苹果啦,好看的动画片啦。

    “爸爸,我也要去学校。”家华追上我们说。

    “家华,你还小,明年再去上学。你回家看动画片去。”父亲回头说。

    芦湾小学在村子东头,学校东侧一路之隔卧着四五座沙岗,沙岗上有一片砖塔废墟以及几处废弃的窑洞,窑洞里住着一些刺猬和野兔;学校后面长着一片槐树。春末夏初的时节,槐花如雪,芳香馥郁。过了槐树林便是马庄村。

    马庄村很小,四四方方像是一个豆腐块,仅有四五条街道。马庄村没有庙,村里人烧香许愿到芦湾的玉皇大帝庙;马庄村没有商店,村里人买盐、买酱油便到芦湾的商店来买;马庄村离公路较远,村民们进城办事必须到芦湾村口搭车;马庄村没有小学,村里的孩子便到芦湾上学。马庄对芦湾这种紧密的依附关系,让芦湾人天生有一种被依赖的优越感。

    我经常跑到小学周边玩耍。学校竖着两扇红漆大铁门,四周被高高的红砖墙围着。学校门口坐着一个小卖部,货架上摆满花花绿绿的东西。老板叫老刘,他是个肥胖而木讷的中年人,脸上的表情总是很冷淡,很沉静,他仿佛是庙中泥塑的神像。

    小卖部对孩子们来说,那简直是一处很有吸引力的磁场!我喜欢在小卖部买泡泡糖与糖豆吃。将身上的零钱换成零食或玩具,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到了夏天小学门口几乎每天都有卖汽水、卖雪糕的小摊子。汽水有橘子味的,也有苹果味的;雪糕有豆沙味的,也有牛奶味的。我常常用零钱来这里买吃的。我的一颗牙被虫蛀了,烂成一个黑孔。母亲说这是我爱吃雪糕的缘故。她还说甜食中蜷缩着微小的虫,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得清楚,它们喜爱啃啮牙齿。

    那天父亲拉着我穿过两侧堆着粪堆与柴垛的村巷。他见到熟人便递上一根香烟打招呼说:“今儿个到小学给家树报名,将他送进学校学点儿东西。”

    “家树将来保准儿成为大学生。看他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一看就知道脑袋瓜聪明灵活,上学准行!”有人在父亲面前称赞我说。

    他们平时大都说我是大笨蛋、傻瓜或者草包。他们的称赞反而让我觉得像是吃了掺杂着沙粒的食物似的难受。

    “唉,他呀,现在已经六岁,还口吃,能学多少算多少!”父亲噙着烟卷,摇着头说。

    “听说学前班的老师是马庄村老郑的女儿。”

    “哦,老郑我倒是认识。他女儿我没有印象。”

    “她呀,叫郑敏,前几年在城里上学,毕业后在镇上教学,今年才调回咱们芦湾的。”

    不久,我们走进芦湾小学。学校足有十亩地那么大,西侧是两排蓝砖红瓦的教室,东侧是厕所与操场,操场里有乒乓球台与篮球架。校园的东、西两侧被一段矮墙有意无意地分隔,它们中间由一座红砖砌成的月亮门连通。

    道路两侧井然有序地种着松树、垂槐与冬青。教室前面立着高高的铁旗杆,一面五星红旗悬在半空中,在微风中飘扬,像是一团红火在澄澈透亮的空中燃烧。

    “我小时候跟着老师念过几年书。那时我是出了名的三好学生——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我的语文和数学两门功课都挺好,获得过好几张奖状,胸前佩戴过好多次大红花。”父亲边走边说,“你上了学之后只能比我强,不准比我差。你要是学习成绩糟糕,我非把你的屁股打肿!”

    我低着头跟着他,一路上沉默不语。我从没有听说过他小时候荣获奖状、戴大红花的事情。我根本不相信他从前是三好学生,我猜想他一定是在吹牛,不过我相信如果我学习成绩很差,他将会用皮鞋把我的屁股踢肿。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只见室内的墙壁被白灰粉刷得雪白光亮,墙上贴着四张人物画像,并且贴着一些标语。一张办公桌上堆着一摞书本,摆放着墨水瓶、笔筒与地球仪——那时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我停下脚步盯着那个地球仪细看,上面画着不同颜色的色块,标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地球在宇宙中只是一个小圆球,而且它每时每刻绕着太阳旋转。我总是产生疑问,既然地球是圆的,我们为什么不从地球上滑落下来呢?在地球的不停旋转中我们为什么不感到头晕目眩呢?这些问题母亲根本不能为我解答,二傻更是不懂。

    有时我会傻傻地去想,地球在宇宙之中,恰如一个小小的肥皂泡,然而在这个肥皂泡中又寄生着无数微生物,包括人类、动物以及植物。对于这些微生物来说,宇宙的一滴水就是一片浩瀚的大海,一粒沙子就是一片广阔的大地,一秒钟就是千百年难以逾越的岁月。

    我小时候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出奇地玄虚。

    那间办公室临窗的桌子前端坐着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年轻老师,只见她穿着一件印着鲜艳花纹的连衣裙,耳朵上戴着银耳环,一双圆眼睛像两颗闪亮的宝石嵌在白皙的脸庞上。她见我们进来后立刻站起来脸上露出浅笑,看样子十分亲切和善。

    “您好!”她莞尔一笑说。

    “你是郑老师?”父亲望着她说。

    “嗯,我叫郑敏。”

    “郑老师好!听说你是马庄村的。”父亲眉开眼笑,伸出右手与她握手。

    郑老师嫣然一笑,腮颊绯红,伸出手与他轻轻握手。

    与人握手并非我们芦湾的礼仪习惯,大概是父亲常年跑业务与人应酬所学到的。芦湾人见面打招呼问候,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很少发生肢体接触。

    父亲把我推到办公桌前:“郑老师,这是我儿子,来报名的。”

    郑敏打量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见了生人发憷,一副愣怔的模样,低头闭口不答。

    父亲在旁边催促我说:“快说呗!”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叫……孙——孙家……树。”

    “这孩子怯生,大概是我把他吓着了。”她说着,用手掌温柔地抚摸一下我的小脑袋。“别害怕。你今年几岁了?”

    我转动着眼珠子望了她一眼,腼腆地低下头。

    “快些说,老师问你呢。”父亲不耐烦地说。

    “我、我六……岁。”

    “这孩子口吃吗?”郑敏流露出迟疑的神色。

    父亲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大发雷霆,抡起健壮有力的手臂,啪嗒一声打在我的后脑勺上。他又抬起右脚,一脚把我踹在地上,又用皮鞋朝着我的屁股狠狠跺一脚。我倒在地上哇哇的哭起来。

    “你这笨蛋,说话都说不好,以后咋生活!你再口吃,我非揍死你,权当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他怒吼道。

    “哎,家长不能这样教育孩子,”郑敏慌忙劝阻说,“有话好好说嘛,不要动辄打孩子。”她说着,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你再哭我打死你!”父亲在我眼前挥舞着铜锤似的拳头。

    我戛然止住哭喊,睁大眼睛惶恐地望着他。我的身子往后退缩,两手不停抹着眼泪。

    “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再说一遍!”父亲高声问道。

    “我叫孙家树,今年六岁了。”我抬起头说。

    那是自从我出生以来,喉咙里发出的最流畅的声音。词语像是蘸满了油,光滑圆润,从我喉咙里滚出来。那一刻,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打通我语言的障碍。

    父亲展露出惊喜的神情,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像是担心无意间获得的珍宝瞬间又丢失。

    他再次问道:“你几岁了?”

    “我六岁了。”

    他高兴得跳起来,拉起我的手说:“嘿,郑老师,你瞧瞧,我儿子根本不口吃。”

    “嗯,今天他算是来报名了。我在本子上给他登记一下。你先把本学期的学费交了。家树明天上午八点之前来学校报到,别忘了带上书包。”郑敏温柔的语气逐渐变得认真,“大叔,以后千万不要打孩子。打孩子是最愚蠢的教育方法。”

    “噢,”父亲笑眯眯地望着她说,“你喊我大叔,看来我真是老了。”他说着从口袋中掏出几张钞票递给她。

    我们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父亲回头望了一眼郑敏。我回头望了一眼桌子上的地球仪,心里又蓦然冒出一大串的疑问——地球到底有多大呢?地球上有多少个村庄呢?

    我幻想在地球上的另一片土地上有一个与芦湾一模一样的村庄,生活着一群与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我们过去的事情,他们正在经历;我们未来的事情,他们已经体验。

    金灿灿的阳光倾注而下,浸没树木与房屋,在狭仄的村巷流淌。

    父亲带着我穿过村巷,他喜气洋洋,见了人就让我主动问好。

    我刻板地说着“王大伯好!”“宝财大伯好!”“大攀叔叔好!” 

    他们望着我,惊奇地问道:“今天家树说话不口吃,咋治好的,吃了啥药?”

    “他呀,欠揍!我一巴掌打在他的脑袋上,又一脚把他踹在地上,狠狠揍了他一顿,他自然好了。”父亲笑呵呵地说。

    “估计着家树的话都卡在喉咙里,被你这一顿揍打,一股脑儿激出来了。”

    “家树,你早饭吃了啥?”赵奶奶试着问我。

    “馍、炒鸡蛋、蒸茄子,还喝了一碗米汤。”我说。

    “啊,”赵奶奶惊叫着说,“你这小家伙儿,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佛终于显灵了,阿弥陀佛!”

    回家后,我对母亲说:“妈妈,我今天到小学报名,明天要背着书包上学了。”

    母亲喜极而泣,捧着我的脸庞凝视着我。

     “妈妈,你为啥哭了?”我问道。

    “我很高兴,很多年没有这么高兴。谢天谢地,你终于不口吃了!”

    父亲在旁边插嘴说:“幸亏我揍了他一顿,这比灵丹妙药都要见效。老祖宗说得对啊,玉不琢不成器,娃不打不成才。”

    “你这是瞎猫碰见死耗子——凑巧了。你没啥功劳,不用显摆。我让家树喝的那些药水后劲足、见效慢,再说了,咱家有菩萨保佑。”母亲将我口吃痊愈的功劳归功于中药与神灵。

    “爸爸,你也揍我一顿吧,用脚踢我的屁股,但愿我越来越聪明。”家华在一旁听到后嚷着说,弯着腰翘起小屁股。

    “你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我舍不得打。”父亲咧着嘴对家华说。

    从那以后,村里人渐渐不再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没人再追着我问吃了些什么,我远离了人们的欢笑。

    有时我会这样想:当一个人成为众人眼里的正常人的时候,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因为没人留意你,没人问你,世界仿佛忽略你的存在。

    人活着受到更多目光的关注,受到更多阳光的照拂,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闭上眼睛去回想第一天上学的情景。二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悄然远逝,往事的碎片在我的脑海里被记忆的针线拼接缝补,拼凑成隐隐约约的图案,如同恍惚的梦境。

    记得那是晴朗的一天。太阳仿佛是一个大闹钟,它升起来时钟声响彻天地,将万物从睡眠中唤醒。柴鸡从树桠上跳下来觅食,鸟儿从窝巢飞出来鸣唱,饥饿的猪用鼻子拱着猪圈叫唤。村民们纷纷起床洗漱,烧火做饭,烟囱冒出一缕缕白烟。

    白天来临,大家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振作起精神,开始一日的工作。

    绚烂的朝霞铺满东方的天空,犹如盛开的一簇簇鲜花。晨曦犹如一缕缕金黄色的蚕丝,纺织成一条条毛巾擦洗村庄,擦洗人们,让村庄变得清新而有光泽,让人们变得清醒而有活力。

    磨豆腐的薛老六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用洪亮的声音吆喝着:“卖豆腐,新磨的豆腐嘞!卖豆腐,新磨的豆腐嘞!”他一叠连声,尾音拖得很长,在村巷中回荡。

    母亲一边在厨房做着早饭,一边高喊着:“家树,快些起床,太阳晒着屁股啦!”

    我们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饭桌上摆着一盘蒸茄子、一盘洋葱炒鸡蛋与半碗瓜豆酱。每个人面前搁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米汤。饭菜的香味儿在屋内飘荡。

    “家树,赶紧吃饭,吃过饭去上学。”母亲嘴里嚼着菜,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你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上课时要是想撒尿就举手去厕所,千万别尿裤子。”

    “你要是尿裤子,我非剪掉你的小鸡鸡!”父亲说话时并没有看我,而是盯着饭碗。

    家华听后咯咯大笑,说:“哥哥不会尿裤子的,我也不尿裤子。”

    “家树,到了教室你要抢着前排的座位坐,离讲台近你看黑板会看得更清楚。”母亲叮嘱说。

    我低着头吃着饭,脑袋几乎钻进饭碗里。

    我感觉那一天不同往常,从前每天的时间由我安排,我想去哪儿来去自由。而那天以后,我必须听从老师的安排。我将沿着上学之路一直走下去。我会从六岁走到十六岁,或许还要继续往前走,仿佛行走在一条黑暗深邃的洞穴内,四周蝙蝠盘旋。

    “妈妈,我也想去上学。”家华放下手里的勺子,将盛着米汤的瓷碗推在一边。

    “你明年再去。”

    “哥哥去上学后谁陪我玩耍呀?”家华的语气中蕴含悲伤,她轻轻垂下头。

    “你可以在家看电视,也可以找小芳和小丽玩耍。”母亲安慰说。

    父亲说:“家华,你可以到酒厂去找我们玩耍。今天我到县城时给你买奶糖吃。”

    吃过早饭,母亲把书包递给我说:“家树,你背上书包自个儿去上学,沿着昨儿个去报名的那条路走。中午回家吃饭。喏,给你些零钱,饿了可以到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些零食吃。”她说着将两张零钱塞进我的书包。

    我背起书包便走,走到大门口时回头望了一眼。我的目光与母亲的目光碰撞在一起。原来她正目送着我。她的那种深情而温暖的目光好像穿越时空,一直目送我到今天,还将会延续到未来。

    父亲在饭桌前抽着烟,侧脸乜斜我一眼,一副漠然的样子。

    家华领着小黄狗追了过来,喊着:“哥哥,别忘了放学后给我带回一根雪糕啊!”

    “好。”我向家华摆摆手,转身走了。

    我低着头穿过街巷,有人故意问我:“家树,你背的是啥呀?”

    “书包,上面画着唐老鸭和米老鼠。”

    “哦,不是‘素包’了。”那人有些失望。

    我跟着两个小学生走进校园。我远远望到郑敏伫立在教室门口。只见她穿着粉色连衣裙,在阳光下宛如一朵绽放的喇叭花。她向我们微笑着招手,并引导我们走进教室。

    教室横七竖八排摆满课桌与凳子,几乎坐满孩子,他们或在交头接耳,或在转动着眼睛静坐。一抹阳光从玻璃窗上穿射过来,照在一张张稚嫩的脸颊上。我低着头从狭窄的过道走进去,不敢正视那么多孩子的眼睛。

    “家树,过来,快来这儿坐!”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教室最后一排传过来。

    我听得出来,那是刘亚军的声音。我们打架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带着他到我家评理。他承认那两只毛毛虫是他故意扔在我脸上的,我才是身体倒立冠军,但是我是首先出手打人的,这是我的不对。

    我的母亲那次态度温和,显得明理而大度,亲切地说:“孩子打架嘛,本来是闹着玩的,不用认真。瞧,你俩为了一个身体倒立冠军的称号,一个被打得鼻子流血,一个脸皮被抓破,根本不值得。你俩如果真有本领长大后去夺奥运会冠军。亚军比家树大一岁,算是家树的哥哥。今年你俩都该上小学了,成了同班同学,要互相帮助,可不能再打架。”她说着从抽屉里抓来一把糖塞进刘亚军的口袋,又让我向刘亚军道歉,就这样我们和好了。

    我走到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下,见他正在随手玩弄他的帆布书包。那个书包很旧,皱巴巴的,还有一个补丁,我猜想那是他哥哥用过的。

    我环顾四周说:“亚军,妈妈说让我坐在前排,这样可以听清楚老师的讲话。”

    “傻瓜,我才不坐前排嘞!我哥哥给我说要是坐在前排就是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上课时根本不能说话,不能吃零食,不能玩小游戏。坐在后排自由多了,做点儿小动作老师根本看不见。我今儿个起床很早,一进教室直奔最后一排,抢了这个好位置,谁给我一包饼干我也不坐在前排。”他说着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哦,你说得对。”我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

     “咱俩成为同桌啦,以后有好吃的,一块吃;有好玩的,一块玩。来,拉勾!”说着,他向我伸出右手的小拇指。

     我们的小拇指紧紧勾在一起,齐声说着:“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变谁是大坏蛋!”

    他从书包里取出一张胶贴画,上面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人物,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牛魔王、哪吒等。他又掏出一个破旧不堪的文具盒放在课桌上,上面的图案因为彩漆磨损变得模模糊糊。

    “我的书包与文具盒全部是我哥哥用过的,我身上穿的这件衣裳也是我哥哥的,”他说着指着自己的短袖,“做弟弟真不容易,我也想做哥哥。”

    我望了一眼他的文具盒,想到自己书包里那个崭新的文具盒,优越感在内心像是爆米花似的迅速膨胀。

    “这个文具盒我哥哥已经用了两三年,太破旧了。我今儿个清早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来一张胶贴画,贴在上面会好看些。”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把身穿黄金甲、头戴紫金冠的孙悟空贴在文具盒上,又将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贴在上面。他的文具盒好像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穿上了一件新衣服,变得鲜艳漂亮。

    我从书包里取出那个崭新的文具盒放在课桌上。他两眼注视着它说:“嘿,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文具盒。瞧,上面的唐老鸭和米老鼠多可爱!”

    “喏,我的书包上印的也是唐老鸭和米老鼠。”我说着,用手指戳着蓝色书包上的图案。

    “家树,下午放学后咱们到学校旁边的沙岗上去玩耍,可以堆沙土城堡,也可以到窑洞里捉刺猬,好吗?”刘亚军低声说。

    “好呀,你捉到过刺猬吗?”

    “没,那家伙身上长满刺。据说它晚上能够爬到枣树上偷枣吃……”

    刘亚军还没有说完,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教室满满当当坐满了孩子。

    郑敏走进教室,室内慢慢安静下来。 

    她走上讲台,面带笑意,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说:“大家上午好,我叫郑敏,以后你们喊我郑老师。很高兴认识你们!我们首先要自我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先从第一排第一个同学开始,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我叫某某’。”她说着走到第一排那个瘦男孩面前,用眼神示意他站起来。

    “我叫某某。”那个瘦男孩慌慌张张站起来说。

    “错了,你不叫某某,你说你的名字。再重新说一次!”郑老师笑着说。

    “我叫吴小刚。”瘦男孩说。

    “我叫郑春生。”当郑老师的目光注视到第二个同学的时候,那个男孩站起来说。

    “我叫贾磊。”

    当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我叫孙家树。”

    “孙家树是个大笨蛋。”我听到有一个同学小声说。

    “我叫刘亚军。”刘亚军高声说,将那个同学的声音掩盖。

    第一堂课郑老师教我们唱一首儿歌,名字叫《读书郎》。

    她唱着“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我们跟着大声唱。她的嗓音圆润悦耳,歌声在空气中轻盈活泼地跳动。

    中午放学时天气燥热,大人们说那是“秋老虎”。我从学校门口的小摊子上买了一根雪糕跑着回家。

    赵奶奶站在门口望到我说:“家树,跑这么快,有疯狗在后面追着咬你吗?”

    “没有。我给家华买了一根雪糕,恐怕太阳晒化。”

    “哦,你真是一个好哥哥。今儿个课堂上老师教了些啥?”

    “老师教我们唱歌了。”

    “那好,你给我唱歌吧。”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风雨狂……”我唱着歌,突然低头瞅见雪糕向下滴水。“赵奶奶,我不唱了,雪糕化了。”

    “哎,家树唱得真好,赶紧回家吧!”

    家华见我拿着雪糕回来,从布沙发上跳下来,光着小脚丫迎了过来。

    “哥哥,这个是牛奶雪糕,我很喜欢,”她说着接过雪糕撕掉包装纸舔着吃。“刚刚化了一点儿,软软的,真好吃。来,哥哥,你也吃一口!”她说着,踮着脚尖将雪糕伸向我的嘴巴。

    我咬了一口,舌尖上散发着冰冰甜甜的味道。我笑着说:“嘿,真甜!”

    “哥哥,你今儿个学到了啥?”

    “老师教我们唱歌。”

    “你教教我,我很喜欢唱歌。”

    “行,赵奶奶刚才还夸我唱得好。”

    到下午放学时,夕阳仿佛是一个熟透的大红柿子,被馋嘴的暮色慢慢吞吃。

    我和刘亚军在沙岗上堆了一座沙土城堡,捉了一些蚂蚁、蜈蚣与蚯蚓放进去当作居民。

    “长大后,我想建造一座很大很美的城堡……”刘亚军坐在沙土城堡旁喃喃自语。

    “像是动画片中的城堡吗?”

    “嗯,比动画片中的城堡更漂亮。”

    “那需要很多工人去建造。”

    “城堡里住着很多居民,有白雪公主,有七个小矮人,有大力水手,还有葫芦兄弟与黑猫警长。”

    “城堡里有国王吗?”

     “有啊,我就是国王。”

     “你当国王,我当啥呢?”

    “你呀,我封你当将军,带着成千上万的军队去打仗。”

    “我也想当国王。”

    “一个城堡只能有一个国王,我建造的城堡,我做主。”

    暮色犹如一层灰纱笼罩村庄,一根根烟囱冒出一缕缕炊烟。草丛传出蛐蛐唧唧的叫声,一轮皎洁的圆月缓缓爬上沙岗,像圆眼睛似的俯瞰着静静的村庄。

    我和刘亚军在沙岗上并肩坐着,夜色渐渐地把我们包围。

     


    秋天匆匆过去,冬天来临。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寒风像是一位长着千头万臂的理发师,手持千万把锋锐的剪刀,将树木满头的黄叶纷纷剪掉。屋檐下的燕子没有了踪影,老师说它们去南方过冬了,春风会把它们送回来;蛇、蛤蟆、刺猬等这些小动物钻进土穴,它们开始冬眠,要睡上整整一个冬季,轰轰隆隆的春雷会把它们唤醒。

    我想,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拥有矫健的腿脚,它们在大地上来回奔跑。它们跑到哪里,哪里的气候与生物归他们统辖。

    对于芦湾的人们来说,春天与夏天是属于麦子与西瓜的,人们为麦苗浇水施肥、收割麦子,种西瓜、卖西瓜;秋天是属于玉米与棉花的,人们掰玉米、晒玉米,摘棉花、剥棉花;冬天田野空旷,天寒地冻,人们暂时不用在田野忙碌,在家歇息或者干些零碎家务。冬天是享用果实的季节。人生好像被四季瓜分,被土地羁绊,这是很多人一生的写照。

    初冬时节,村民们将一筐筐红薯储藏在地窑,又将大白菜、冬瓜与萝卜整整齐齐堆在厨房,用厚厚的麦秸掩盖起来,以起到保暖、保鲜的作用。这些蔬菜是人们过冬的美味佳肴。

    村民们从集市买回棉鞋、棉裤与棉袄,在街头遇见熟人交谈说:“今年应该是寒冬。瞧,刚刚立冬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一两度,赶紧买厚衣服过冬,别冻坏身子!”

    有一天傍晚北风凛冽,天上飘起鹅毛大雪。父亲在县城应酬业务没有回家,母亲坐在椅子上织着毛衣,我和家华看一会儿电视节目便去睡觉。

    次日清晨,村庄、田野、河流全被茫茫白雪覆盖,恍如银雕玉砌的世界。

    母亲洗漱后拿起铁锨与扫帚在院子里铲出一条小路。当她扫到大门口时发现门口的积雪已经被清理,还堆着两个雪人。

    她望到二傻正弓着腰在街道上扫雪。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二傻属于那种雪天恨不得把整个村庄的雪都清扫的人。

    “二傻真勤快,这一条街上的雪都被你清扫了。”母亲说。

    “天没亮时我就起床,边扫雪边在街上拍雪人。家树和家华看见雪人一定喜欢。”他的嘴里哈出一团白气,满脸憨笑。

    “你呀,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母亲笑着说。

    天晴的时候,清晨的天色蔚蓝而朗润,如一块宏大的蓝宝石嵌在村庄之上。而那天是雪天,清晨的天色灰蒙蒙的,空中聚着几朵乌云,好像一群活泼淘气的雪花挤坐在云端,随时会从云端蹦下来。

    村民们起床后纷纷烧火做饭,一道道青烟从烟囱爬出来,扭着弯弯曲曲的肢体,仿佛是在翩翩起舞,却被一阵寒风吹散在半空。

    薛老六穿着厚棉袄,两耳戴着耳暖,沿着雪路缓慢推着三轮车吆喝:“卖豆腐,新磨的豆腐嘞!卖豆腐,新磨的豆腐嘞!”他的吆喝声在雪天显得更加清晰嘹亮。

    厨房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切菜声,稍后一阵噼里啪啦烹炒声传过来,一股醋熘白菜的味道儿弥漫在空气里。

    母亲腰里系着花布围裙,手里拿着油腻发亮的锅铲在院子里喊着:“家树,家华,你俩赶紧起床,太阳晒着屁股啦!”

    “今天是雪天,哪里有太阳啊!”家华穿着红棉袄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妈,今天是星期天,我不上课,我要睡懒觉。”我在被窝里向着窗外说。

    “小懒虫,赶紧起床,一会儿饭菜就凉了。”

    “妈妈,还是我勤快。这棉袄是我自己穿上的,好看吗?”家华笑着说。

    “哎,好看。家树,瞧,你妹妹多勤快,你这懒哥哥落后了。”

    “哥哥,快起床,咱俩一起拍雪人去。”家华向着我的卧室喊道。

    “二傻已经在街上拍好两个雪人。”母亲随口说。

    “好呀!”家华说着跑出去,看到街上果然站着两个雪人。“哎呀,哥哥,快些起床看看雪人吧!”

    “咦,家华,你这傻丫头,快回来,吃过早饭再出去!”母亲向着家华喊道。

    我慌慌忙忙穿上棉袄与棉裤,趿拉着棉鞋出了门。

    “别急,天冷,穿上棉鞋——傻瓜,你急得棉裤穿反了,瞧你这傻样子!”母亲看着我哭笑不得,把我拉回屋子给我重新穿衣服。

    我低头瞧了瞧,我确实穿反了裤子。裤子的前面鼓鼓囊囊的,本是屁股的位置,难怪刚才走起路来别别扭扭的。

    “哥哥,你裤子穿反了,屁股长到身子前头就好了。”家华笑嘻嘻地说。

    吃饭的时候,母亲给我和家华讲了一个懒孩子的故事。

    母亲讲道:“从前啊,有一个懒孩子——很懒的孩子。他懒得穿衣服,懒得吃饭。有一天他妈妈要出远门,怕他饿肚子,临走时他妈妈把炕好的一张大圆饼套在他的脖子上说:‘孩子,你要是饿了,就咬这个大饼吃。’嘱咐后,他妈妈走了。过了几天后她回来,发现这个懒孩子竟然活生生饿死了。原来懒孩子只啃嘴巴下面的饼,其余的饼他懒得去咬。这懒孩子,真懒,活该被饿死!”

    “妈妈,我想不是那孩子懒。”家华嚼着菜说,眸子闪出一道亮光。

    “那是咋啦?”母亲反问道。

    “是他妈妈做的那张饼太难吃。他只咬一口,就不想再吃了。” 

    “你这孩子,有这样古怪的想法是不对的。”

    “妈妈,你做的饭菜真好吃,我是不会被饿死的。”家华笑着说。

    “你真有鬼心眼儿。我做的饭菜好吃,你就多吃些。”母亲说。

    吃过早饭后,我与家华找二傻拍雪人。

    二傻穿着一件薄棉袄,嘴里哈出热气。他拿着铁锨又堆起一个雪人。他将两粒石子塞进雪人脸上当作眼睛,红萝卜当作鼻子,脑袋两侧插上鸡毛当作长耳朵。他还把一顶破旧的草帽戴在雪人头上。我们一群孩子围着雪人欢笑。

    “雪人只差穿衣服了。到了晚上,它会溜进我们的屋子,把我们的棉袄和裤子偷偷取走穿上,它还会骑着自行车去游玩。它会蹑手蹑脚摸进厨房,偷吃我们锅里的饭菜。”二傻满面春风,站在雪人前比划着手势说,“走吧,咱们到村头的打麦场上滚雪球、打雪仗。”

    我们一群孩子簇拥着他向打麦场奔跑过去,欢声笑语在村庄飘来荡去。

    天色阴沉,寒风呼呼的拉扯着我们的头发与衣服。打麦场上铺满厚厚的白雪,上面留着一串串小动物们的印迹。

    一座座麦秸垛犹如雪山矗立在寒风中。一只觅食的老鼠慌慌张张地躲进草垛,三四只在雪地上溜达的斑鸠急忙展翅飞走。

    我们抓起一把雪用小手捏成雪球,在雪地上欢呼着互相追逐,互相抛掷雪球。冷寂的打麦场一下子沸反盈天。

    “嗨,快来瞧,麦秸垛里坐着一个人。”一个小伙伴手里握着一把雪。他诧异地盯着麦秸垛呼喊。

    我们一窝蜂围了过去。只见那座麦秸垛的底部已经被掏空,显然它的主人将那部分麦秸取走使用了,留下的窟窿可以容纳三四个人,如同一处浅浅的山洞。我们看到一名流浪女正蜷坐在那里。她大概二十多岁,穿着一件大红棉袄,长得浓眉大眼,头发乱得像是一头飞蓬,脸庞上污渍斑斑,左耳旁长着一颗瘊子。她嘴唇发紫,浑身发抖,一双大眼睛瞅着我们,露出凄惶与恐惧的神情。

    “喂,你坐在这儿干啥?”二傻走上前问她。

    流浪女翻动一下眼皮,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

    “你叫啥名字?你是哪个村庄的?”二傻继续问道。

    她坐在那里,手脚发抖,仍然沉默不语,只是转动着黯淡无光的眼珠望着我们。她好像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羊羔,望着陷阱外围观的人们,希望得到拯救。

    “二傻叔叔,她准是个疯子,或者是哑巴,估计着是昨儿个晚上下雪时她走到这儿,雪正下得紧,她躲在这儿避雪。”我猜测说。

    “嗯,大家谁认识她?”二傻回过头问道。

    我们瞅着流浪女左顾右看,纷纷摇着头说:“不认识,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亲戚。”

    “我看她现在又冷又饿。我们先把她带回村子烤火,让她吃一碗热饭。”二傻说着走近流浪女向她伸出右手,要拉她起来。“喂,这里太冷了,跟我们回家吧。我们是好人,不会诓你,更不会伤害你。”

    她似乎听懂二傻的话,伸出一只脏手握住他的手,用力起身。她颤颤地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向村子走去。她低着头,步履踉跄,身子筛糠似的,走一段路停下来片刻。

    我猜想她应该是双腿冻僵,走路不舒服,才走走停停的。

    “村头麦秸垛里发现一个女疯子!”孩子们向街巷里喊叫。

    大人们纷纷赶过来,上下打量着流浪女。

    “大家谁认识她呀?”二傻问道。

    “她是谁啊?”大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流浪女身上,摇着头说,“不认识,问问她呗,她会说话吗?”

    “问了,她死活不开口,像个哑巴。那我先把她带回我家,让她烤火、吃碗热饭。我们不能看着她活活被冻死、被饿死。”

    “你带她回家,先给她弄点儿吃的东西。二傻呀,你老大不小了,把她带回家做媳妇生孩子吧。我看她年龄不大,长得不丑。”薛大攀笑着说。

    “二傻,娶她当媳妇儿吧!”我们一群孩子嬉笑着,呼应薛大攀的话。

    “呸,你们这些小坏蛋,都滚开!”二傻脸上露出愠色。

    他说着带着流浪女向他家走去。她像是一只温顺的绵羊跟着他。

    赵奶奶屋子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响着。她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做着棉鞋。

    我们簇拥着二傻和流浪女走进院子,她听到喧闹声赶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她看到流浪女后脸上露出悲悯的表情,赶紧拿起火盆生火让流浪女取暖。

    流浪女坐在火盆前的木凳子上烤火,她的身子渐渐平稳,脸颊泛起一丝红晕。

    赵奶奶在厨房忙着切菜、擀面条。我们三四个孩子坐在灶台前帮她烧火。我们一边向乌黑的灶膛添加柴禾,一边哐当哐当的拉着木风箱。

    不久,赵奶奶端出一瓷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递给流浪女,饭碗最上面放着一个荷包蛋,一股浓香在寒气中飘散。

    “姑娘,面条很香,你快些吃。锅里还有一大碗,你吃完我再给你端过来。”赵奶奶和蔼地说。

    流浪女接过瓷碗,拿起筷子吃起来,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几十年未曾吃饭似的。

    “唉,可怜的孩子,饿成这样子,阿弥陀佛!”赵奶奶望着流浪女露出怜悯的神情。

    “赵大娘,这碗面条里的香油可真多啊,整个院子都能闻到香味儿。正好二傻是个光棍儿,这姑娘可以做你儿媳妇。难怪今儿个一大早两只喜鹊在村头的大椿树上叫来叫去,原来有这件喜事!”薛大攀揶揄说。

    “自古姻缘天注定,月老儿自有好安排。我巴不得二傻娶上媳妇,我早日抱上孙子,不过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扭的瓜不甜,还需要人家的父母同意。”赵奶奶的嘴角挂着微笑。

    流浪女吃了两碗面条,嘿喽一声打了个饱嗝。我们望着她哗笑。她瞟了我们一眼,继续坐在火盆前烤火。赵奶奶在厨房里烧了一锅热水,准备让她梳洗一番。

    二傻家的院子挤满了人。大家在门口踮着脚、伸着脖子瞧着流浪女。只见她静静地坐在火盆前,时而抬起头瞅着我们。

    “你吃饱喝足了,我现在问问你。你叫啥名字?是哪个村子的?”二傻问道。

    她抬头向他望了一眼,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羞涩,却仍然一语不发。

    “二傻,估计着她不是附近村庄的,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根本没人认识她。我看,你们暂时收留她,等她家人来寻找时再送她回去。”王守道吸着烟说。

    “二傻,娶她做媳妇吧。你三十岁出头了,该找个女人了。今天你俩就拜天地,晚上进洞房。”一个村民调侃说。

    二傻鼻子里哼了一声,走进屋子拿了一些东西,头上戴上一顶厚厚的棉帽,扣上军大衣的扣子,然后推起自行车便要走。

    “二傻,天这么冷,你这是要干啥去?”赵奶奶追着他问道。

    “妈,我要去县城。”

    “去县城干啥?路那么远,冰雪还没有化,路很滑,很危险。天晴了你再去也不迟。”赵奶奶劝阻说。

    “妈,我从县城回来后再给你说。”他执意要去,硬着头皮推着自行车出了院子。

    “二傻这么猴急,急着去县城买喜酒喜糖,再给新娘买两件新衣服穿。二傻急着拜天地、进洞房嘞!”薛大攀戏谑说。

    阴云把天空渲染成一幅水墨画,晦暗而冰冷。一阵寒风刮来,站在院子里的村民打了个寒噤。他们缩了缩脖子,嘴里吐出一团白气。

    二傻出了门口骑上自行车。他弓着腰两只脚踩着脚蹬,使劲儿蹬着,飞快地蹬到了街口。人们望着他远去的身影,以为他去县城置办结婚的东西,想着他会带着喜酒、喜糖满载而归。

    流浪女静坐在火盆前,望着村民们的笑脸闪动着清澈晶亮的眼眸。

    赵奶奶将一盆热水端到她面前,递给她一条毛巾与一块肥皂说:“姑娘,梳洗一下,洗洗手,洗洗脸,再洗洗头发,变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她将两手伸进水盆里,水盆映照出她的脸庞。她用手指轻轻拨动水盆里晃动的影子,嘴角绽出一丝傻笑,然后她用手心盛着水,哗哗啦啦的洗起来。

    中午吃饭时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节目,节目中间插播一条寻亲启事,只见电视屏幕上出现一片蓝底白字,播音员铿锵有力地说:“今日早晨八点,在尉氏县水坡镇芦湾村打麦场上发现一名流浪女。该女二十岁左右,披散头发,浓眉大眼,左耳朵边有一颗瘊子,身穿大红棉袄与黑色棉鞋。现寻找其亲人,若有线索,请与芦湾村村民赵德斌联系……”

    那条寻人启事比神河粮液的广告还要长。我们一家人停下筷子盯着电视屏幕。

    “嘿,赵德斌就是二傻叔叔。他上电视啦!”我嚷着。

    “我等着吃他的喜糖,看来他没有去买喜糖。”家华失望地说。

    “这么冷的天,二傻蹬着自行车沿着雪路跑到县城,自掏腰包到电视台给做了一条寻亲启事。他真是个大好人,是个活雷锋。你们兄妹俩长大后要好好向他学习,做个好人,要助人为乐。”母亲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

    “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做到人人满意难上加难。”父亲随口慨叹说。

    “你不要总是给孩子灌输这些不良思想,拖我的后腿。”母亲瞪了父亲一眼,责备他说。

    二傻从县城回来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村子里有电视的人家大多看到了那条寻亲启事,在街头巷尾谈论着这件事情。

    村民们对二傻交口称赞,看到他骑着自行车两手空空回来笑着说:“呵,咱们村的活雷锋回来了,热烈欢迎!”

    二傻喘着粗气,黝黑的脸膛上堆满憨笑,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他的那顶棉帽歪戴在头上,毡绒护耳耷拉在耳朵上。他的裤腿上沾满肮脏的泥渍,应该是骑车时溅上去的雪泥。

    “看你累成狗熊了,还没有吃午饭吗?”王守道嘴里叼着烟卷说。

    “嗯,我还没吃午饭,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本想在县城东关塔旁边买个烧饼吃,伸手一掏口袋,发现口袋没剩下一分钱,就饿着肚子回来了。”二傻笑着说。

    “你准是饿坏了,赶紧回家吃饭去。”王守道的笑脸转向我们这群孩子说,“孩子们,我教你们几句顺口溜,你们跟着我学!”

    “好呀!”我们一群孩子齐声喊道。

    王守道噙着烟卷低头沉吟片刻,抬起交织着笑纹的脸庞说:“孩子们,跟着我喊——活雷锋,戴棉帽。赵德斌,心肠好。帮助人,真骄傲!”

    我们追着二傻嬉笑,敞开嗓门喊着顺口溜。

    傍晚时阴云消散,天边呈露一片亮光,预兆着明日天晴。乌鸦在树枝上嘎嘎叫着。寒风在街巷吹来吹去,像是野兽在村子奔跑呼号。

    一辆拖拉机挂着车斗载着五六个人驶进芦湾,开拖拉机的男人向一户村民打听说:“老乡,这里可是芦湾村么?赵德斌家可住在这里?”

    “嗯,你们是不是在电视上看了寻亲启事来找他的?”

    “是啊。”

    “嗯,我带你们去他家。我们都管他叫二傻。”

    “好的,谢谢老乡!”

    “走,跟着我向前走,再往左拐就到!”

    原来流浪女的名字叫张秀娟,家在尉氏县城南部蔡庄镇的一个村庄。她十二岁时突患一场高烧,高烧退去后就变得头脑不清、疯疯傻傻。医生说她患了神经病,好转的可能性极小。两天前她的家人去亲戚家参加一场婚礼留她一个人在家,回到家发现她没有踪影。家人东找西找,急得团团转,谁知道她竟然徒步七八十里路来到芦湾!

    秀娟坐在火盆前烤火,看到家人进屋抬头瞧瞧,似乎眼前站着的是陌生人。她继续低着头烤火。

    她的父母见她梳洗得干干净净,没有挨冻受饿,对二傻与赵奶奶千恩万谢。

    “德斌,谢谢你。你真是个大好人。”秀娟的父亲说着从口袋掏出一沓钞票放在桌子上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这钱你要收下。你到电视台做寻亲启事,应该花了不少钱。这钱你收着!”

    二傻拒不接收,说:“这钱我是不能要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经过几次推让,秀娟的父亲只好把钞票塞回自己的口袋。

    秀娟的母亲搂着女儿,红着眼睛说道:“我的傻闺女,我还以为你走丢了。咱们回家吧!”

    “这里不就是我的家吗?”秀娟竟然开口说话了。

    “傻孩子,这里不是你的家,离咱们家还很远。咱们家在县城南,这里在县城北。”

    “我只想呆在这里,不想走了。”秀娟语气坚定。

    “傻闺女,那不行,跟我们走吧。”

    秀娟死活不肯走,最后她的家人将她五花大绑抬到拖拉机的车斗内。她挣扎着身子高喊:“我不想走,我不想走啦!”她的家人死死摁着她的身体。

    “大叔,二傻现在还是光棍儿,让你女儿嫁给他,那该多好啊。”薛大攀向秀娟的父亲笑着说。

    “唉,再等等吧,我们一家人需要商量。”秀娟的父亲脸上露出苦笑,转身向二傻与赵奶奶道别,又打量二傻一番,然后开着拖拉机走了。

    我们站在街口目送他们远去。拖拉机行驶很远,仍然能够听到秀娟高喊着:“我不想走,不想走啦!”

    天色越来越暗,苍茫的暮色渐渐覆盖整个村庄。村庄里亮起一盏盏灯光,驱散一方黑暗,像是夜晚绽放的花朵。 

     


    放学的铃声在校园里摇来荡去,我觉得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信号。我们仿佛是一群脱缰的小野马从教室奔腾而出。

    夕阳慢慢向西天沉落,斜织出一缕缕金黄色的光辉。一群鸟雀在空中飞舞,洒落下零零碎碎的鸟鸣。

    薛大攀将自行车停放在校门口,他向校园内翘首张望。他二十五六岁,身材颀长,留着油光锃亮的大背头,一张铜黄的圆脸像是铜铸的,脖颈上系着一条灰色围巾。赵奶奶给我讲过女娲造人的故事,她说我们是女娲用泥捏出来的。我觉得女娲在捏薛大攀时似乎别有用心,竟然给他的左手多捏出一根手指。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六根指”。他是村里的电工兼电影放映员。

    他远望到郑敏抱着书本走出办公室便准备骑车走开。

    他经常在校门口探头探脑向校园内张望。他喜欢郑敏,却没有勇气当面表达,便经常偷窥她。

    我们一群孩子像潮水似的涌出校门,见他的自行车后面绑着四五个胶片盘。

    我们紧紧围着他问:“大攀叔叔,今儿个晚上要放啥电影?”

    “《朝阳沟》、《黄飞鸿》。”他高声说着骑着自行车离开。

    “大攀叔叔,在哪儿放映呢?”我们追着问。

    “村南头的王小三结婚,今晚在他家门口放电影。”他回头说。

    那时村子里结婚或生子办喜事的人家,大多会花钱邀请薛大攀在街头放电影烘托喜庆的气氛。这种做法好像渐渐成为芦湾的风俗。薛大攀因此成为村庄至关重要的名人。

    黄昏时薛大攀将白色幕布悬挂在街头,将放映机器摆放在幕布前的木桌上。

    夜幕降临,一轮皓月斜吊在天边,月光倾泻而下,溢满村庄,在街巷与房顶默默流淌。

    村民们吃过晚饭搬着凳子聚在幕布前,等待电影开始。不久街道上坐满了人。那时电视机的数量在村庄屈指可数,露天电影是众人的“宠物”。

    街道上人声鼎沸,我们一群孩子像是泥鳅似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办喜事的主人向来看电影的男人们散烟,又扬手向场地上撒几把喜糖。人们纷纷低头满地抢喜糖吃,谁抢的喜糖多谁沾的喜气就多!

    一阵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响起,薛大攀端坐在放映机前开始放映电影。只见一束彩光投向白色幕布。幕布上慢慢显示影像,电影的配音四处飘荡。众人的目光聚焦在幕布上,被电影故事牵动着面部表情。

    第一部电影《朝阳沟》是豫剧老电影,屡次在村庄放映,大人们喜爱看豫剧,百看不厌。我们这一群孩子更期待看《黄飞鸿》这部武侠电影。

    我和刘亚军爬上街边的柴垛,坐在上面一边看着电影,一边嘴里嚼着泡泡糖,吹着泡泡儿。

    “唉,这场豫剧电影快点儿结束吧!”刘亚军嘟囔说。

    有个年轻人低声探寻薛大攀《黄飞鸿》的剧情。他笑着说自己没有看过,这是第一次在村庄放映,他不知道剧情,但是他断言结局必定是好人有个好结果,坏人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月亮宛如一轮浑圆的玉璧挂在树梢,皎洁澄亮的月色像是被嫦娥揉成细粉的玉石撒满村庄。

    《黄飞鸿》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发出一阵欢呼与唿哨声。

    我们跟着电影剧情变换着面部表情,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着。

    人们的生活好像比电影故事更加复杂多变。在生活里,我们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还是观众。我们既要用心做好脚本,努力演好自己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又要有意无意地观看别人的戏。

    薛大攀给我们放映很多电影故事,他的故事更值得我们观看。

    一天早上我背着书包穿过村巷去上学,走到十字路口碰到薛大攀。他站在一堆柴垛旁向我招手,低声喊道:“家树,过来,快过来!”

    他穿着黑棉袄,脖子里缠着一条灰色围巾,脸上露出笑容。

    “大攀叔叔,啥事呀?”我走近他问。

    他向四周望了一下,鬼鬼祟祟地说:“家树,我让你替我做件事情。”

    “啥事呀?”

    “你把这封信递给你们老师郑敏,给她说这是我写给她的。”他说着拉开黑棉袄的拉链,从胸前掏出一封带着体温的信。

    我望着那封信,见它厚厚的,是牛皮纸信封,端口用浆糊密封。

    “大攀叔叔,这里面写的啥呀?”我指着那封信说。

    “情书,是我用血写的。”他坦言说。

    “情书是啥,你为啥不用墨水写?”
        “情书啊,就是情书。用血写情书表示我是一片真心的,不是虚情假意的。”

    “你割破自己的手指头放的血吗?让我看看伤口呗!”

    “噢,替我保密,我杀了一只大公鸡,用公鸡的血写的。”他嘿嘿一笑说,“这是天大的事情,你可不能马虎,赶紧把它塞进书包,千万别丢失。”

    “好呀!”我接过那封信,把它塞进书包说,“大攀叔叔,我还有个要求……”

    “啥要求?快说,是不是让我给你一毛钱,你买泡泡糖吃?”他笑着说。

    “不是,你以后要多放一些武侠电影。”

    “哦,我还以为你有啥要求嘞!我答应你。我还承诺你等你结婚时免费给你放映一场武侠电影——要是那时我还是电影放映员。”他笑着摸摸我的脑袋说,“赶紧上学去,千万别忘了把那封信交给郑敏!”

    “大攀叔叔,我记住了——你要说话算话。”

    “你这熊孩子,我不诓你,再说你结婚还早着嘞。你没定娃娃亲。”

    上课的时候,郑敏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与拼音,她教我们读写。她那天上身穿着玫红色棉袄,下面穿着海蓝色牛仔裤。听人说她的衣服大多是在县城的服装店买的,周末时她经常在村口搭车去县城买东西。我们集市上衣服摊子卖的那些衣服她根本瞧不上眼。

    下课时她从讲桌上拿起课本准备走出教室,我从书包掏出那封信。

    “这是给谁的信?”刘亚军看到后小声问道。

    “这是个秘密。”我说着把那封信揣在怀里跑出去。

    “你还有啥秘密瞒着我?”刘亚军咕哝说。

    “郑老师!”我追在郑敏身后轻声喊道。

    “家树,什么事情?”郑敏停下脚步回过头望着我。

    “郑老师,这里有你一封信。”我说着,把那封信小心翼翼递给她。

    “谁让你送给我的?”她一脸疑惑。

    “薛大攀——放电影的那个薛大攀。”

    “哦,我和他素无往来,他为什么给我写信?”她脸颊上忽然泛起一片绯红,带着尴尬与狐疑的神情接过那封信。

    “他说是情书。”我低声说。

    “你这小家伙,还知道情书!”郑敏露出惊讶的表情,“你放学回家后要好好做作业,上次你的作业错误很多,要努力啊。”

    “我知道啦。”我说着转身走开。

    我的功课一塌糊涂,说起功课我心烦意乱。

    有一次父亲不经意看到老师给我批改的作业后用皮鞋踢我一脚,说:“你真是个笨蛋,这么简单的汉字竟然写错,你真是不争气!”

    那几天薛大攀度日如年,日夜盼望郑敏给他写回信。

    他守在十字路口,见了我便问:“家树,郑敏有回信让你捎给我吗?”

    “没有。”我摇摇头说。

    “唉,这就奇怪了,估计着过几天她会给我回信的。”这样的话他重复三次,好像是自我安慰。

    周末时他约上几个朋友到小学操场打篮球。他趁上厕所之际溜到郑敏的办公室前顺着窗户向室内窥视,他想望到她的倩影,不过里面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他望着郑敏的办公桌,上面堆着一摞作业本,摆着一盏台灯——郑敏经常夜晚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或者备课。

    他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办公桌旁的垃圾桶上,只见一团被撕碎的信纸与揉皱的牛皮纸信封散落在里面。他一眼认得出来那是他写给她的情书!

    他顿时悲愤交集,右手捶着墙骂道:“他妈的,我绞尽脑汁写的情书她竟然撕碎扔到垃圾桶里!”

    他回到操场后朋友们见他精神恍惚,问道:“大攀,你咋啦?去了一趟厕所变了个人似的,在厕所撞见鬼了吗!”

    他向众人倾诉一番,懊恼地说:“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郑敏会把我的情书撕碎,我的一片真心被她当成驴肝肺。现在我的心彻底碎了。”

    “大攀,原来你不是来打篮球,是来泡妞儿来的。”一个朋友笑着说。

    “哎,大攀,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别心烦。郑敏长得漂亮,穿戴洋气,和你不是一路人。她呀,眼光很高。她爸爸老郑在马庄村是出了名的势利眼,见钱眼开,恨不得把女儿嫁给县长,自己做县长的老丈人。闲了你可以去马庄村打听。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个朋友抱着篮球说。

    “兄弟们,替我想想法子,要是能够把郑敏搞到手,让我死了也值得。”薛大攀苦笑着说。

    “哎,除了死乞白赖缠着她,对她好,其它真是没啥法子。来,先打球,接球——”那个抱着篮球的朋友说着把篮球抛向他。

    有一天下午放学,薛大攀又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校门口,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黄昏的晚霞铺满西天,将整个村庄烘托成绛紫色。一道道霞光犹如一支支蘸满颜料的画笔在大地上恣意点染,将房屋与树木点染上斑驳的色彩。

    当郑敏走出校门口的时候,薛大攀立即抖起精神、摆正站姿对她微笑,她却对他不屑一顾。

    “郑敏,我送你回家吧。”他推着自行车紧追着她。

    “不用了。”她的神情冷若冰霜。

    “你别客气。前几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他欲言又止。

    “哦,就是你让孙家树给我带的那封信。我根本没有拆开看,以后你再也不要写了。”她语气冷淡。

    “喔,我想和你……交个朋友。”薛大攀涨红脸,鼓起勇气说。

    “薛大攀,我有很多朋友,一点儿不孤单,不需要再交朋友。”她说完径直走开。

    他推着自行车目送着她远去,流露出一副落寞的神情。

    “大攀叔叔,今儿个晚上要放啥电影呢?”几个小学生问他。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随口说着,蹬起自行车走了。

    “在哪里放映呢?”

    “在天上!”他回头露出一丝苦笑。

    “哎,没这样的电影,你诓人!”小学生们喊着。   

     


    四季不停转换,我在村巷奔跑,穿过盛夏与寒冬,踩过落叶与雪地。转瞬间,已经是三四年后的初春,大地上万物复苏,草木萌动。

    小草从泥土中探出鲜嫩纤弱的躯体,河岸的柳树吐出淡黄的绿芽儿。蛇、蛤蟆、刺猬这些冬眠的小动物从地下的土穴爬出来,它们扭扭屁股,伸伸懒腰,呼吸着糅合着泥土与草木清香的空气。

    农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时间对于村民们来说像是金子似的的宝贵。他们脱去棉鞋与棉袄,穿着单薄麻利的衣服冒着霏霏春雨在麦田除草施肥。

    那些麦苗像是又饥又渴的小野兽似的贪婪地吸取雨露、抢食肥料。我们站在田埂上,好像能够看到它们嫩弱的肢体快速长高长胖。

    赵奶奶与二傻正在麦田施肥,细雨沾湿他们的衣服与头发。

    薛大攀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当距离他们隔着几个地块时他边骑边喊:“喂,二傻,快些回家吧!”

    二傻听到呼喊停下手里的农活儿,望着薛大攀高喊:“大攀,啥事啊?这么急。”

       “是一件喜事,你回家就知道了。”他停下自行车笑着说。

       “你还卖关子!”二傻说。

       “大攀,到底啥事?你不说我们咋会知道。”赵奶奶放下一盆肥料说。

       “几年前的冬天,二傻不是救过一个流浪女吗?今儿个她家人来了,现在在你家门口等着,我猜应该是提亲来了。我还要去县城取电影胶片,回来再喝二傻的喜酒。”薛大攀说完就要折回。

    赵奶奶望着二傻说:“哎,我记得那姑娘——噢,我还记得她叫张秀娟。她长得俊俏,尤其是那双眼睛,又大又水灵,像是木架子上的鲜葡萄。要是她不患精神病,一定是一个好姑娘。”

    “我早忘掉她长啥模样了。记得那天她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穿着大红棉袄。”

    “她梳洗干净一点儿不脏了。有些疯子见人就打,见人就骂。她倒斯斯文文。咱们对她好,她的精神病是很有希望好转的。她要是一个正常的姑娘,估计着媒人早踩烂她家的门槛了。他们要是真的来提亲的咱们咋办?”

    “妈,我不想结婚。”

    “唉,二傻,你已经三十多岁,还是光棍儿。我想到你爸爸和大傻就伤心。要是大傻还活着,估计着我大孙子已经十几岁了。我巴望着你能娶个媳妇,将来我死了,还有人陪你,你不至于孤苦伶仃。”赵奶奶说着酸泪盈眸。

    “妈,咱们回家看看再说。”二傻说着用袖子抹去赵奶奶眼角的泪水。

    秀娟的父母、伯伯与叔叔四个人坐在二傻家的堂屋。二傻提起热水瓶向他们面前的白瓷杯内倒水。

    “大姐,三四年前你和二傻救了秀娟,我们心里一直感谢你们。当时有人说让秀娟与二傻成家,当时我们回家思量后觉得不妥当。秀娟是个精神病患者,二傻可是个健康结实的小伙子。我们不能拖累你们。前些日子我开着拖拉机去开封办事路过芦湾,顺便停车向一个老乡问起你们的情况,才知道二傻至今未婚。我们今儿个就提亲来了。俗话说‘蒸馍是一笼,结婚是一生’,蒸馍一旦失手,短短几天吃完后还可以再蒸一笼。结婚可是人生大事,一旦结婚两人一辈子是夫妻。”秀娟的父亲含笑着对赵奶奶说。

    “我天天为二傻的婚事发愁,夜里老是睡不安稳。前些年在庙会上算卦,算卦先生看了二傻的生辰八字摇着头说他婚姻不透,还得打几年光棍儿。去年庙会时我又找他算卦,他说二傻姻缘将要透了,这一两年婚姻可成。我呀,高兴得一宿没合眼儿,哪儿有做父母的不为子女操心!我们很高兴接受这桩婚事。秀娟现在还好吗?”赵奶奶的笑容很温馨。

     “秀娟比以前好一些,前几天自己洗了洗头发,洗了洗衣服。你们愿意接受这桩婚事,那太好了。”秀娟的父亲喜气洋洋,端起白瓷杯呷了一口热茶,两眼望着二傻。

    二傻坐在凳子上满脸憨笑,激动地说:“秀娟到了我们家后,我一定好好待她。要是将来有一天闹饥荒,或者黄河发洪水,我们四处逃荒要饭,只讨到一个窝窝头,我饿着肚子,也要让她吃。我宁肯饿死,也要让她活着。”

    “噢,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以后根本不会再闹饥荒的。秀娟嫁入你家后,你们诚心待她,不嫌弃她,对她好,我们就知足了。”秀娟的母亲言辞恳切。

    二傻随手摸了一下桌子上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咿咿呀呀的响起来,然后他又忙着杀鸡宰鹅。院子里洋溢着欢快愉悦的气氛。

    赵奶奶喊来王守道保媒。王守道提来两瓶神河粮液,他在酒宴上趁着酒酣意浓说:“这神河粮液的酒名是我起的。”

    “二傻入学时的名字赵德斌也是你起的。”赵奶奶说。

    “将来二傻有了孩子,我还起名字。既然今儿个你们两家都很高兴,咱们趁热打铁,看看老黄历,选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

    “俗话说‘入乡随俗,随乡入乡’,婚事就按照芦湾的风俗。”秀娟的父亲说。

    “我今儿个来时,特意带上这本老黄历。”王守道说着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册薄薄的老黄历,眼睛盯在上面看。“二月二十日是春分,宜嫁娶、冠笄、纳财、会亲友,忌开市、造屋、治病。”

    秀娟的母亲听后摇着头说:“春分不行,春分这个节气不好听——让人想到春天分手,不吉利。”

    众人听后觉得有道理,让王守道再挑选一个好日子。

    他又捧起老黄历浏览一番说:“二月二十六是个好日子,宜嫁娶。”众人听后纷纷点头说好。

    “时间很短的,二傻明儿个就得准备结婚的事情。虽说入乡随俗,还得问问你们那里的规矩和禁忌。”他的脸庞转向秀娟的父母。

    秀娟的父母思忖片刻,说让二傻准备三十盒油炸果子与三十袋喜糖作为彩礼,此外婚房需要添置几件新被褥与家具,结婚当日与新郎新娘属相相冲的人不宜来迎亲。

     “那好,来,咱们再喝一杯,等到结婚那天再喝喜酒。”王守道脸上堆满笑容,端起酒杯。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邻居们对二傻的婚事十分热心,纷纷出人出物,或帮他粉刷墙壁,或帮他制作家具,或帮他缝制被褥,把二傻的婚事当成大家的事情。

    王守道对二傻说结婚那天他要当司仪,主持婚礼。我的父亲对二傻说结婚那天将酒厂的面包车当作婚车去迎娶新娘,并且提供十箱神河粮液作为喜酒。薛大攀对二傻说结婚那天晚上,要免费放映一场电影。

    此刻想来,城市是一个没有邻居概念的地方,大家同在一座城市却无缘相识,大家常年同住在一栋高楼却视若陌路。城市是一个你大声呐喊,却被噪音淹没的地方;城市是一个你真情倾诉,却无人驻足聆听的地方,然而村庄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地方,也是一个将家事变成大家的事情的地方。

    记得二傻结婚那天十分热闹。他家的院子挤满了人。当穿着红棉袄、带着红头花的新娘被他从面包车上背下来的时候,一阵鞭炮鸣响。人们向他们纷纷扬扬地播撒彩纸,都夸新娘白净漂亮,都说二傻是傻人有傻福。

    二傻结婚后,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宝财的老光棍儿纠缠着他,追问他一些夫妻间的隐私。

    马宝财很多年前因为猥亵妇女入狱,释放后便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他对二傻说:“二傻,上厕所时我看到你那个东西又短又小,你准不行。你快些说说结婚那天晚上你怎么插进去的!”

    二傻在他的怂恿下说出结婚那天晚上如何进行房事。

    马宝财听后深深呼了一口气,很过瘾的样子,自言自语说:“唉,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是一个老光棍儿。”

    一天二傻吃过晚饭牵着秀娟的手到我家串门。母亲在厨房刷碗,父亲站在门口抽烟,我与家华正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

    “瞧,二傻和秀娟来了!”母亲从厨房的窗口望到他们牵着手走进院子,忙解下花布围裙走出来迎接。

    “这是福来嫂子。”二傻向秀娟介绍说。

    秀娟露出傻笑,在院子里东张西望。

    “来,请到屋子里坐!”母亲笑着说。

    “瞧你们这对新婚夫妻,手牵手,多么恩爱。”父亲将烟卷抛在地上用右脚踩灭。

    “这是福来大哥。”二傻向秀娟介绍说。

    家华慌忙跑了出去,喊着:“二傻叔叔,秀娟婶婶真漂亮,像是电影明星。”

    “家华,你长大了也会很漂亮的——像电影明星一样漂亮。你身后追着一帮小伙子。长得丑的姑娘天天发愁嫁不出去。家华天天发愁啊,是嫁给张三呢,还是嫁给李四、王五呢!”二傻语气诙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父亲与母亲坐在电视前与二傻闲聊。秀娟笑盈盈地看着电视傻笑。

     “我打算过段时间跟着薛长顺去郑州打工。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去城里了。”二傻说。

     “哦,刚结婚就外出,蜜月还没过完,你能忍心走掉!”父亲说。

     “薛长顺说他在工地干一个月,工钱比两亩地的收成还多。手头宽裕,咱们的日子才会好过。”

    “你闲了到我酒厂打杂,我照样给你工钱,你也不必背井离乡。”

    “我受不了那酿酒的气味儿,呛得我喘不过气。”

    “那也好,你去城市见见世面、开开眼界。”

      二傻临走时,从口袋掏出几张钞票放在桌子上说:“福来大哥,我结婚那天的酒钱还没给你。我妈过意不去,好几次叮嘱我让给你带过来。”

      父亲慌忙拿起那几张钞票塞进二傻的裤子口袋,笑着说:“兄弟,我说过,那十箱酒是送你的,算是给你的结婚礼物。咱们邻居几十年,那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早些年,我没少在你家蹭吃蹭喝,你们也从没向我要过饭钱。”

    二傻与秀娟走后,父亲对我嚷着:“家树,你不要老是看动画片,赶紧去写数学作业。今儿个早上我遇到吴老师,他说你数学很差劲儿。你得下些苦功夫把数学赶上去。你要是下次数学考试不及格,我非揍你一顿。”

    “家树,赶快去做作业。”母亲催促我说。

    在督促我做作业这个问题上,母亲与父亲总是默契般的达成一致。

     “家华,你也去做作业。”父亲的脸庞转向家华。

     “爸爸,我的作业放学后已经做完了。这次考试,我考了满分。”家华兴高采烈地说。

    “家华真是一个三好学生,我家闺女将来准是一个女博士。”父亲夸赞说。

    家华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她的老师碰到我的父母总是夸奖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说她还帮助班里学习差的同学补课。

    孩子好像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你对他所说的内容。你对着他说:“你真聪明!”他会越来越聪明,发掘出超常的潜力;当你对着他说:“你真笨!”他便会越来越笨,笨得落花流水。

    我与家华各是一面镜子,人们在我面前总是说“你是个大笨蛋!”“你是个小傻瓜!”我的表现越来越像是一个笨蛋,越来越像是一个傻瓜;人们在家华面前总是夸赞她聪明懂事,灵巧漂亮。她便越来越聪明,越长越漂亮。

    有一次放学后我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对着一道数学题抓耳挠腮。家华看到那道题后咯咯一笑,拿起铅笔三下五除二帮我解答出来。我自愧不如,以后遇到什么难题就会想到比我低一年级的妹妹,她兴许能够做得出来。

    母亲坐在椅子上斜眼看着电视,当家华被动画片里的情节逗笑的时候她也跟着笑。父亲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边,拿起桌子上的打火机准备点燃。

    “你去门口抽烟,别熏着孩子!”母亲高声说。

    “好,我到外面抽烟。我在家里没有一点儿自由了。”父亲脸上露出怒容。

    “孙福来,谁也没有管束你。你有胳膊有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爱赌钱就赌钱,爱喝酒就喝酒,谁也没有限制你的自由。”母亲语气中透露着一丝奚落。

    父亲那段时间手气糟糕透顶,搓麻将赌钱总是输得一败涂地,再加上一些外地酒厂恶性竞争,促使很多商店已经将神河粮液下架。酒厂的业务逐渐萎缩,生意日益颓败。他十分愁闷,变得格外敏感。他听到母亲的话,气得像是火药库失火爆炸了似的。

    “孩子他妈,你还嘲笑我,我不就是赌钱输了一些钱吗!咱们家的钱全是我挣的,我自然最有资格去花。”他板着脸,嗓音响亮。

    “哎,你有几个臭钱就开始烧包。瞧瞧你那副德行,我真鄙视你。”

    “我就爱赌钱,我现在就去赌,赌光了钱我卖老婆卖孩子。”

    “混蛋,滚,你滚远些!”母亲怒吼道,将桌子上的玻璃烟缸啪嚓一声摔碎。

    “你们别吵了,再吵我就离家出走。”我大声喊着。

    “你这小兔崽子,你长大了,翅膀长硬了,我真希望你早点儿离家出走。”父亲瞪了我一眼,他气势汹汹地摔门走了。

    我悻悻地走进卧室,在灯光下对着作业本发呆。
         我总是想,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也许有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不过他的父亲疼爱他。他还没上学,他无忧无虑,他比我幸福。                 

     

    十一


    夜色漆黑如墨,村庄犹如沉入无底的深渊。赵奶奶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她刚刚合上眼睛窗外鸡鸣四起。她伸手拉了一下床头的灯绳将电灯拉亮。白炽灯昏黄的光线在屋子内四处散射。

    她穿上衣服推门出去。从西屋的窗户传出二傻打呼噜的声音。外面一团浓黑,天上的几颗星星闪耀着光芒。

    她匆匆洗漱后在厨房为二傻做早饭。二傻一大早要与薛长顺一起去郑州的建筑工地打工。

    薛长顺是个泥瓦工,在一处建筑工地打工挣了不少钱,他过年回家时购置了一台洗衣机和一台彩色电视机,引起众人羡慕。

    二傻头脑发热,决定与薛长顺一起进城打工。他打算挣钱翻修一下屋子,再买一台彩色电视机,让赵奶奶与秀娟过上好日子。

    赵奶奶支持二傻的想法,却舍不得他走。当她想到儿子新婚不久就要离家时,内心一阵心酸。

    从前村庄进城打工的村民寥寥无几,他们过年回家时鼓鼓的钱包惹人羡慕。原来进城打工远比守着田地种地更挣钱!村里年轻力壮的人纷纷离开村庄涌向城市。他们或在建筑工地干苦力活儿,或者在街头卖小吃,或者在街角卖水果、卖蔬菜,或者当保安看大门、当环卫工人扫大街。他们带着斑驳陆离的梦想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下艰难生存。

    进城打工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将很多村民卷进大漩涡。

    天空渐渐露出一片灰白的曙色。大公鸡伸着脖子打鸣,鸣声喧噪,它将天色叫亮,露出微亮的晨空。它又将人们叫醒,推开一扇扇门。

    赵奶奶在厨房做好两碗二傻喜欢吃的鸡蛋面,又煮熟六个鸡蛋准备让二傻带走,寓意六六大顺、事事圆满。

    她用抹布擦着湿手走出厨房,抬头望了一眼大门。

    “二傻,该起床啦!一会儿长顺就来叫你了。”她走到西屋门前,敲了敲门,压低声音说。

    二傻的呼噜声戛然停下来。他揉着眼睛,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说:“妈,现在几点了?”

    “已经过了六点。”

    “哦,我得赶紧起床,今儿个要去城里。”

    二傻正在厨房吃着鸡蛋面,薛长顺扛着行李在门口喊他。他立即放下饭碗,用右手擦了擦油乎乎的嘴巴,起身扛起行李要走。

    “妈,我走了,你要吃好睡好,照看好秀娟,收麦子时我回来帮忙。”他边走边说。

    “嗯,二傻,煮鸡蛋你带走,在路上吃。”赵奶奶将鸡蛋用塑料袋装起来递给二傻。

     赵奶奶站在门口望着二傻和薛长顺离开,两眼湿润。

     天色已经敞亮,路面上凝着湿漉漉的露水。票车在公路上缓缓行驶,到芦湾村口时鸣了一声车笛,然后停了下来。二傻和薛长顺扛起行李挤上了车。

    太阳爬上了沙岗,晨光沐浴着村庄,鸟雀在长满嫩叶的树枝上啁啾。天空澄碧如海,几朵云絮在空中飘浮。

    薛老六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卖豆腐,卖凉粉,卖豆芽菜嘞!”

    他从前只卖豆腐,如今新增凉粉与豆芽菜,也算是“创收”的手段。

    我吃过早饭背着书包去上学,刚走到二傻家门口望到赵奶奶站在院子里愁眉紧锁。

    秀娟呆坐在饭桌前,嘟囔说:“二傻在哪里?二傻去干啥了?”她面前摆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鸡蛋面。

    “赵奶奶,二傻叔叔走了吗?”我站在门口问。

    “嗯,今儿个一大早走的。唉,二傻走了,秀娟不肯吃饭。”

    “哦,我也舍不得二傻叔叔走。”我露出悲伤的神色。

    “唉,没办法,你长大后也要到城市去上学、去工作。”

    “我不想去。”

    “噢,我忘了,二傻昨晚给你做了一只风筝让送给你。”赵奶奶说着走进屋子取出一只老鹰形状的风筝。风筝上面用墨汁画出鹰眼与羽毛,看上去栩栩如生。

    “这是一只老鹰风筝,我很喜欢。”我接过风筝说。

    “家树,赶紧去上学吧,别迟到了。这只风筝暂时放在我屋子,放学后你再来取。”

    “好的。”我将风筝递给赵奶奶,又将脸庞转向秀娟说,“秀娟婶婶,二傻叔叔去城里给你买新衣服了。你快些吃饭,不吃饭会饿瘦的。他回来看到后会伤心的。”

    秀娟抬起湿湿的眸子望了我一眼,拿起筷子、端起饭碗说:“我要把这碗面吃完,等着二傻回来。”她说着大口吃起来。

    当我走到街角的时候,看到马宝财和两三个村民蹲在阳光下一边唠嗑,一边抽烟。我从他们旁边走过,听到他们琐碎的谈话。

    “长顺和二傻今儿个早上去郑州打工。盖房子长顺是个能手,二傻可啥都不会,到城里干啥?”

    “二傻年轻有力气,在建筑工地能搬砖、提泥、扛钢筋,干一些又苦又累的活儿。”

    马宝财叼着烟卷,脸上露出淫邪的笑容,说着一些污言秽语。

    “宝财,二傻结婚的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偷偷钻到人家床底下偷看去了?”

    “没,我要是钻到人家床底下,又得再进一次监狱。”马宝财咧着大嘴露出一排粘着污垢的牙齿。

    “宝财,你当年到底是为啥被逮进监狱的?”

    “唉,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年我躲在女厕所偷看,稀里糊涂被判了流氓罪,住了三年监狱。”

    “你呀,活该!”

    我背着书包越走越远,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渐渐消失。

    我刚走进教室上课的铃声响起。郑敏捧着课本走上讲台。她随我们升级,仍然教我们语文课。

    她的脸上涂抹着一层雪花膏,弥散着淡淡的香味儿。她的上身穿着一件酒红色的长款针织衫,脚蹬黑色的高跟鞋,看上去优雅而时尚。

    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常用的关联词语让我们造句。我握着铅笔对着本子苦思冥想。她拖着一头黑瀑布似的头发在教室走来走去,她耳垂上的银耳环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当我看到“只有……才……”这组关联词的时候,灵机一动在本子上写道 “只有多吃肉,才能长胖。”

    她走到我身旁脚步停下来,眼睛瞧着我的本子。

    “家树,你是应该多吃些肉了,才能长胖。你再造一个更合适的句子吧!”她浅浅一笑说。

    我用橡皮擦掉本子上的那个句子,然后抓耳挠腮思考。 

     下午放学后,我和刘亚军在麦田将二傻送给我的那只风筝放入天空。风筝飞得很高,好像要蹭着飘游的白云。

    我和刘亚军紧拽着风筝的线绳在青翠的麦田欢呼奔跑。

    夕阳落在地平线上,渐渐下坠,在天边留下一道淡淡的影子,暮霭在大地上弥漫。灰白色的炊烟犹如一条条轻纱绕着村庄,两只乌鸦在村头的大椿树上嘎嘎叫着。

      

    十二


    公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像滔滔江河似的从早到晚奔腾不息。我们经常看到被车轮碾死的鸡、狗、蛇与老鼠的尸体血肉模糊地铺在沥青路面上。

    有一天,一名妇女骑着自行车后座载着孩子赶集,竟然被一辆大卡车碾压在车轮下。那个妇女与孩子当场死亡,路面上留下一摊血迹。司机瘫坐在路边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警察勘察现场后将他押走。据说他开了一天的车,又饿又累,稍不留神酿成惨祸。

    我经常看到村民们背着行李在村口等候票车,票车带着他们驶向城市。村庄年轻力壮的人越来越少。公路像是一条血脉,将村庄的精血输向城市,村庄渐渐丧失旺盛的活力。

    我不知道城市为何有这么大的感召力,能够卷走芦湾那么多人。从电视上我看到城市一片高楼大厦,像是密密麻麻的森林。

    我想,城市像是一头巨大而威猛的怪兽,在大地上雄赳赳地四处爬行,吞噬着一座座可怜巴巴的村庄,吸纳众多人口。

    大人们说村子里有四只凶恶威猛的老虎吃人命,让我们远远躲着它们。第一只老虎是公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近它,好像是穿越生死线;第二只老虎是池塘,它的面相看上去温柔平静,却能置人于死地;第三只老虎是电,它蜷缩在长长细细的电线内,在白炽灯泡里吐出深黄发亮的舌头,在电视机的屏幕上露出影像。当人们触摸到它时它大发雷霆,跳出来将人击杀;第四只老虎是火,它能够将面粉与蔬菜做成美食,也能燃成熊熊大火,将人与房屋毁灭。

    父亲酒厂的那台电话成为芦湾的公用电话。村民到城市后大多会打通那台电话向家人报一声平安,于是那间屋子从早到晚经常坐着等候接听电话的村民。

    母亲不胜其烦,抱怨说:“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后那台电话撤掉,谁都别用。现在村里人都来这里接打电话,全是给自己添麻烦。”

    父亲抽着烟,苦笑说:“芦湾只有这一部电话,没办法。过几年后,我猜想家家户户都会用上电话。那时咱们请人家过来,人家也不会来!”

    有时候我放学后在酒厂做作业,当电话铃声响起时父亲接听说:“半个钟头后你再打过来吧,我让家树现在去喊你家人。”

    我听到父亲的吩咐后牵着黄狗在村巷奔跑,去喊他们的家人。我喜欢听人们在电话里琐碎而温馨的对话。

    “孩子,你在深圳还好吗?”

    “好,现在吃不习惯米饭。”电话的那端声音有些微弱。

    “厂里的食堂没有馍和面条吗?”

    “没有,全是米饭,没有面食。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昨儿个在电视上看天气预报,看到深圳的气温已经二十多度,咱们这里才八九度。”

    “妈,深圳天气温热,我现在已经穿上短袖。田里的麦苗长势还好吗?”

    “今年麦苗好着嘞,立春后雨水多,这麦苗喝足了水,长势喜人。前几天咱家的那头母猪生下十多个猪崽子……”

    “生猪价格贵吗?”

    “掉价了,生猪比去年便宜……”

    那是一个雨天,天色灰暗,雨水落在路面上像是刷了一层又湿又滑的棉油。公路上的车辆依然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雨天像是村民们的休息日,暂时不用去种地。人们或在家里睡觉、看电视,或者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唠嗑、玩扑克牌。

    薛老六风雨无阻,披着雨衣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卖豆腐,卖凉粉,卖豆芽菜嘞!”

    从乡镇来的羊贩子开着柴油三轮车在村巷叫喊:“谁卖羊,收购山羊!谁卖羊,收购山羊!”

    父亲坐在酒厂的办公室翻着账单一筹莫展。他从前雄心勃勃地想将神河粮液销往美国与苏联,几年过去了,苏联分崩离析,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耀武扬威,他的酒厂业务滑坡,销量锐减。酒厂几乎陷入亏损困境。他甚至想过要关闭酒厂,寻找新的致富门路,他却不甘心。他点上一根香烟噙在唇边,两眼盯着账单若有所思。

    “喂,大家快去公路上救人,刘抗战出车祸了!”一个村民在村巷大喊大叫。

    雨哗哗的下着,雨水像是瀑布似的顺着屋檐向下流泻。两只斑鸠栖落在桐树上,咕咕的鸣叫。

    村民们纷纷撑起雨伞或披着雨衣向公路跑去。

    薛大攀没有打伞,也没有穿雨衣,浑身淋得像个落汤鸡。他神色慌张,飞快地跑进酒厂,冲进父亲的办公室。黄狗受了惊吓,追着他汪汪的乱叫。

    “大攀,看你十万火急,出啥事情了?”父亲望着他说。

    “福来大哥,刘抗战在公路上出车祸了。一辆白色小轿车车速飞快,在村口把他撞伤后逃走了。我用一下电话,拨打急救电话。”

    “你看到那辆小轿车的车牌号码了吗?”

    “没有,我当时距离公路还有一二百米远,只看到它是一辆白色轿车。听到刘抗战的呼叫我飞跑过去。那辆车已经逃走了。”

    “那还得报警,给公安局打电话。”父亲说。

    他们拨打电话后,父亲向着酿酒房高声喊道:“双喜,快些出来!”

    “福来大哥,有啥事情?”双喜冒雨跑过来。

    “赶快开着面包车,带上大攀,向北去追那辆白色轿车。”

    双喜一头雾水,茫然地问道:“是有人偷了咱们的酒,开着白色轿车逃跑了吗?”

    “你别多问,赶紧开车。在路上让大攀向你详细说。”

    “那好吧。”双喜说着跑到面包车旁,打开车门跳上去。

    大攀跟着他上了车。他快速开着车出了酒厂,在雨中向北疾驶。

     父亲撑起雨伞,匆匆忙忙向村口走去。

    村口的公路旁聚集一群人。只见刘抗战倒在地上惨叫。他的一条腿已经被撞得惨不忍睹。路面上淌着一片鲜血,染红周围的雨水。他的老婆趴在他身旁哭泣,雨水打湿她的衣服与头发。

    村民们在旁边或安慰刘抗战,或咒骂肇事逃逸的司机。

    “抗战,坚持一会儿,急救车马上来了。”

    “挺住,你要挺住啊!”

    “他妈的,那该死的小轿车,逮着司机我非得打断他的肋骨。撞伤人逃走,真是畜生!”

        急救车赶来时几个村民一起用担架把刘抗战抬上车。

       “福来,你跟我也一块随急救车去医院。刘抗战他老婆到医院根本不顶事。”王守道走到父亲身旁说。

        “嗯,咱们赶紧上车。”父亲说。

    刘抗战被急救车送到医院后医生说要先交费用后做手术。

    他的老婆愁白了头拿不出钱来,哭着说:“我家真拿不出那么多钱,前几天卖了几袋麦子才买得起农药和化肥。这么多手术费,要了我的命也拿不出来啊。”

    王守道摸了摸口袋,摸出几张零零碎碎的钱说:“我这里有一些零钱,不过远远不够。”    

     父亲爽快地说:“生死攸关,救人要紧,钱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我先垫付。”他说着去收费室交纳手术费用。

    乌云笼罩着天空,雨滴答滴答的下着,地面上的积水越来越多,汇成一道道潺潺的溪流。

    我们在教室上课,郑敏正在教我们读一篇课文。刘冠军慌慌张张地出现在门口,只见他头发被雨淋得湿湿的,一脸惊惶的神情。

    我瞧了一眼同桌刘亚军,他正在低头偷看一本画着各种建筑物的小册子。他对那些建筑书籍的喜爱达到痴迷的程度。

    我推了推他,低声说:“亚军,你哥哥现在站在门口,估计着是找你的。”他慌忙将小册子压在课本下面,抬起头向门口望去。

    “老师,我找刘亚军。”刘冠军在门口喘着粗气大声说。

    郑敏扭头看了他一眼,问道:“找他什么事情?”

    “我是他哥哥,我爸爸出车祸了。”

    教室一片哗然,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刘亚军。

    刘亚军吃了一惊,立刻起身从教室奔跑出来。

    “同学们,请安静!”郑敏高喊道。

    午后雨停了,乌云渐渐消散。微风飘拂,掀开一片浅蓝色的天幕。

    一群村民站在街头闲谈,刘抗战的车祸事件成为闲谈的焦点。

    双喜开着面包车载着薛大攀回来了。薛大攀在街头对村民们说:“我和双喜开车走到仙人庄,看到警察在收费站已经拦截住那辆白色轿车。车头上沾着很多鲜血。司机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很蛮横无理,不过在警察面前,他服服帖帖了。”

    “司机会被判刑吗?”有人问。

    “司机应该赔偿刘抗战多少钱?”还有人问。

    薛大攀摇着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村民们七嘴八舌,沸沸扬扬。

    “据说刘抗战的手术费是孙福来付的。他们可是一对冤家,当年刘抗战把孙福来的腿打骨折了,还用烟头在他额头上烧了一个伤疤,现在这个伤疤还能看到,真没想到孙福来反而会帮助他。”

    “一码归一码,孙福来这人挺仗义的。人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刘抗战这次完蛋了,捡半条命回来,出院后会成为瘸子。”

    “唉,掐指算算,这条公路近些年真的没少出车祸。从前车辆少的时候,大家平安无事。”

    大概两个月后,已经过了谷雨节气,田野里的麦苗开始抽穗。燕子在屋檐下的巢穴已经搭好,每天忙着觅食喂养燕雏。

    那天刘抗战出院了。他的一条腿残废了,每天两手拄着金属拐杖在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好像对这个世界以及所有人充满怨恨,他敌视眼前的一切。他被灾难折磨成了疯子!

    当有人经过他家的大门口时,他听到脚步声便用拐杖砰砰敲着地面,高声骂道:“你们这些狗杂种,看我成了瘸子,背地里笑话我。你们赶快滚蛋!”

    他的老婆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他的面前,他猛地把那碗饭摔在地上,怒吼道:“我成为一个废物,生不如死。这场车祸要是把我撞死那该多好。我不想活了,真的不想活了,让我早点儿饿死!”

    他看到刘冠军与刘亚军便挥舞着拐杖打他们,骂道:“小兔崽子,我非把你们的两条腿打断,让你俩成为小瘸子。”

    他们兄弟两人吓得不敢回家,放学后在村庄像是野猫、野狗似的四处游荡。

    村里人都说刘抗战成了瘸子,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疯子。他见人就打,见人就骂。村民们走路时都绕过他家门口,远远躲着他。

    有一天刘抗战坐在院子的阳光下晒暖儿,听到大门外响起一阵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他很警觉,高声骂道:“你们这些狗杂种,快些给老子滚远些!”

    “抗战,是我啊!”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门外传过来。

    “你是谁啊,朱大哥吗?”刘抗战望着门外,听出了朱老兵的声音。

    只见朱老兵拖着一条腿歪歪斜斜地走过来。他的头顶已秃,露着光亮的头皮,一张枯黄的脸,眉头上爬着许多像蛇似的皱纹。

    “老弟,你出院有些日子,我来瞧瞧你。”朱老兵一瘸一拐地走着。

    刘抗战望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说:“朱大哥,现在全村的人都觉得我腿瘸了,成为一个废物。我很伤心,很气恼。”

    朱老兵坐在一个木凳子上说:“抗战,我也是瘸子,咱俩是难兄难弟,我理解你。”

    “这些日子我真想一死了之,活着还有啥意思!”

    “世界上有多少临死的人想活还活不成,你倒是想死,你说你傻不傻?”朱老兵冷笑一声说。

    朱老兵从口袋的烟盒里掏出两根香烟,一根递给刘抗战,一根自己叼在嘴边,然后掏出打火机点燃香烟。

    “朱大哥,说句真话,前几天我还想起你,想找你唠嗑。你今儿个真的来了,我真的很高兴。”

    “嗯,咱俩现在是同病相怜,不过你真的比我幸运——我二十出头就成为瘸子。你嘛,现在三十多岁,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唉,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活在世上,没人关心,没人依靠。你呀,真的比我幸运多了。”

    “唉,现在我都这样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一点儿不幸运。”

    “抗战,我先给你讲讲我的经历,”朱老兵吐出一口香烟说,“当年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是一个四肢健全的小伙子。子弹不长眼睛,打着谁,谁倒霉。在一次战斗中我的左腿吃了一颗子弹,流了好多血,钻心的疼。他妈的,该死的战争!我本想着自己没命了,谁知道被军医救治好了。打那时起,我的左腿残废了。我的一些兄弟在战争中牺牲,我捡回半条命在世上苟活。有时想想,我比他们要幸运,起码我能活到现在,看到很多他们看不到的事情——我看到了大家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受苦受饿。现在又看着大家一天天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真的很幸运。”

    “朱大哥,你的那条腿残废后,想过自杀吗?”

    “我当然想过自杀,不过我想到自杀,不是因为我的腿,而是因为我老婆跟人跑了。我回到芦湾后乡亲们把我当成英雄,敲锣打鼓欢迎我。我的那条残废的左腿成为我的荣耀,似乎战争留在身上的伤疤成了挂在身上的奖章。经人介绍,我和一个长得俊俏的姑娘结婚,可是好景不长,她总说我不行,还骂我是废物,令我气愤的是她和剃头匠老李勾搭上,她竟然跟他跑了。唉,几十年过去,想到这些事情我心如刀割。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贾鲁河边,月光下望着河水想跳河自杀。我想我的一条腿残废了,老婆跟人跑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活着还有啥盼头,我还是死了算了!正在我想要跳河的时候,河滩上有一只小羊羔咩咩的叫着。我突然产生怜爱之心,怕它掉进河水里淹死,就走近它,把它带回村子。回到村子后我就不想死了,想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一束金色的阳光抹在朱老兵的脸膛上,他说完悠然吸了一口烟。

    “朱大哥,听你这么说,我不想死了。今晚我要举办感恩宴,感谢在这次车祸中救我的那些人。我也诚心诚意邀请你参加,好烟好酒好菜款待。”刘抗战豁然开朗地说。

    “好,看到你想得开我很高兴。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阎王爷给我们一张人皮,我们要好好做人,好好活着。”

    朱老兵的一番话好像表达出芦湾人的人生哲学。

    生命的可贵在于有限,却有色有味。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只有一次活着的机会,却有千千万万种活法。我们可以活得黯淡无光,也可以活得光鲜亮丽。我们可以活得枯燥单调,也可以活得有滋有味。我们可以如蝼蚁般苟且活着,如牛马般劳苦挣扎,也可以活得逍遥洒脱,活得肆意张扬。我们努力生活,用心做事,让生命发出香味,让生命放出亮光,让生命跳出舞蹈,这是最好的活法。

    刘抗战听后朱老兵的话后,提高嗓门呼喊:“孩子他妈,快准备一些酒菜!孩子他妈,去哪里了!”

    “她怕你用拐杖打她,远远躲着你。”

    “我以后不再无缘无故打人、骂人了。”

    “这就好,我先回去喂羊,晚上我一定来。”

    那天晚上刘抗战邀请十多个人参加感恩宴,其中有我的父亲。父亲扛了一箱神河粮液赴宴。

    昏黄的白炽灯下围着两张合并的木桌子,桌子前坐满了人。大家一起喝了一杯酒,吃了几口菜后,刘抗战站起来逐一敬酒。当他向我的父亲敬酒时,两人端着酒杯相视而笑。

    “福来,咱俩好多年没有一起在酒桌上喝过酒了。我年轻时气盛好斗,太鲁莽了。当年我真不该动手打你,不该下手那么狠,更不应该用烟头在你的额头上烙下疤痕。”刘抗战惭愧地说。

    “当时我也该打。说真的,当年我想报复你,不过现在想想,我要感谢你。要是没有你那一顿打,我不会洗心革面,估计着我现在在芦湾还是一个混子,天天挨家挨户蹭吃蹭喝。”

    灯光映照着父亲额头上的那一块小疤痕,它像是信封上的戳记印在他的脸上,印证着他的过去。

    “亚军与家树两人关系很好,天天秤不离砣。他们一天天长大,咱们是一天天变老了。时间一晃,他们就会长大的,但愿他俩比我们有出息。来,咱俩喝一杯!”刘抗战面带微笑地说。

    两人说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屋子里弥漫着烟味与酒气。

     

    十三


    有一天我坐在酒厂的办公室做作业,黄狗温顺地卧在我的脚下。我握着铅笔在作业本上照着黄狗的模样乱画,画得歪七扭八,在旁边写道“我是一条小狗。”

    “我画得像你吗?”我将那张画从作业本上撕下来摆在黄狗面前。

    它机警地瞄了一眼画像,见不是馍头或骨头,仍然耷拉着脑袋伏卧在地上。

    我轻轻踹了它一脚说:“坏蛋,这画的就是你。”

    它起身向我汪汪的叫几声,像是与我吵架。当我准备再次抬脚踹它时,它紧挨着我的脚卧在地上,一副涎皮赖脸的样子,让人不忍心伤害它。

    我不经意瞥到抽屉的缝隙露出父亲那只棕色的皮包。我猜想父亲今天走得匆忙,忘了带它,平时他总是带着它的。我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好奇地将它打开,只见里面有香烟盒、打火机、电话簿、钱包等,竟然还有一只精美小巧的红色包装盒。

    我把那个包装盒托在手心上看下看,然后掀开盒盖,发现里面放着两枚耳坠。耳坠的上端是一根短针,中间悬着一条细小的金链子,下端缀着一颗包着金边儿的紫水晶。紫水晶莹亮华美,犹如两颗眼睛,闪耀着紫光。我将它放在手心细看,心想母亲的生日越来越近,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

    想到父亲如果知道我偷偷打开他的皮包,他一定会雷霆大怒,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我赶紧将耳坠小心翼翼地装进盒子里,将皮包放回原处。

    接下来的几天紫水晶耳坠的光芒摇摇晃晃在我眼前闪耀。

    一天晚上我与家华坐在布沙发上看着电视。灯光下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为家华做一件色彩鲜艳的外套。

    “妈妈,我咋从没见你戴过耳坠?”我走到缝纫机前说。

    “瞧,我两只耳朵上很早就打了耳孔,年轻时戴过耳坠,不过很多年不戴,从前的耳坠早丢失了。”母亲说着两脚继续踩着缝纫机的脚踏板。

    “爸爸会给你买耳坠的。”我神秘兮兮地说。

    “唉,他没有那份儿心。”母亲的手停在针头旁,摇着头说。

    “妈妈,你生日那天爸爸会给你一场惊喜的。”我说。

    “我不要他的惊喜,他不给我惊吓就好。”母亲流露出惘然的神情。

    “妈妈,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买耳坠。”家华说。

    “傻孩子,我不喜欢戴耳坠,戴这些东西太麻烦,一不小心还会丢失。”

    我本想告诉她说我在父亲的皮包内发现两枚紫水晶耳坠,当我想到父亲用皮鞋踹我的场景,便欲言又止。

    我期待着父亲给母亲一场惊喜,然而她一语成谶,他给她的不是惊喜,而是一场惊吓。

    过了几天,郑敏刚登上讲台,我发现她的耳朵上戴着一双紫水晶耳坠。我惊诧地望着她,望着耳坠在她的耳垂下轻轻摇曳。它竟然和我在父亲皮包内发现的耳坠一模一样!

    “郑老师戴的耳坠真漂亮。”刘亚军小声对我说。

    郑敏在讲台上给我们念着课文。我心不在焉,思绪翻飞。

    我突然想到她的耳坠有可能是父亲送给她的,但是转念一想,他们鲜有来往,父亲是不可能送给她礼物的。

    下课后我问刘亚军:“你之前见过郑老师耳朵上那一双耳坠吗?”

    “没有,她从前戴着银耳环。今儿个她戴的耳坠应该是新买的,第一天戴在耳朵上。”

    “你相信世界上有和它一模一样的耳坠吗?”

    “当然有啦,喏,你的文具盒,文具店和它一模一样的多着嘞。耳坠嘛,到城里卖首饰的商店,一模一样的一大堆,任你挑选。”

    刘亚军的一番话消除我内心的疑虑与纠结。我想郑老师耳朵上的耳坠是她在县城的首饰店买的,恰巧与父亲皮包内的同款。

    我心里仍然期待着母亲生日那天父亲会给她一场惊喜,想象着父亲将皮包里的那双耳坠戴在母亲的耳朵上。

    薛大攀仍然像是一张狗皮膏药似的紧粘着郑敏。他常常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却对他不理不睬。人们都说他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劝他不要作践自己。他却痴心不改,年复一年地追求她。

    有一天他厚着脸皮将一台录音机送给她。那是一台黑色的盒式录音机。她莞尔一笑将它提在手里说:“薛大攀,我们教室需要一台录音机,这算是你捐献给学校的。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郑敏,你别谢我,你接收它,我很高兴。”薛大攀笑眯眯地说。

    “我这是借花献佛。大攀,你可以选几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放给孩子们看,算是做件好事。”

    “你推荐几部电影呗,我牢记着,晚上在操场上放映。”

    “这类电影很多,例如《鲁冰花》、《妈妈再爱我一次》、《豆花女》。”

    “哦,我记住了。我今儿个去找一下影片,下周开始放映。”

    他以为她会转变态度,两人很快将走到一起,他卑微的爱将在她的柔情中意气昂扬,然而他过于乐观,低估她的眼界。

    上课时郑敏经常将朗读课文的磁带塞进录音机的磁带仓里,随着磁带的旋转抑扬顿挫的录音播放出来。

    有一次临近下课时她用录音机给我们播放一首外文歌曲。当我正歪着脑袋听得如痴如醉时,下课的铃声突然响起。她摁了一下录音机开关的按钮,啪嚓一声歌声戛然而止。那些旋律却像是一群花蝴蝶围绕着我漫天飞舞。

    她提着录音机,掂起课本离开教室。

    我起身追上去问她:“郑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刚才录音机播放的那首歌曲的名字。”

    “这是一首英语歌曲,名字叫Yesterday Once More,翻译成汉语是《昨日重现》。”她微笑着说,她耳朵上的那一双紫水晶耳坠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

    “噎死他……玩死猫……”我模仿着她的发音说。

    她望着我咯咯笑了,说:“以后你学英语就会念了。”

    那段时间薛大攀常常将白色的电影幕布悬挂在操场上。夜幕降临后我们搬着凳子涌向操场。他端坐在放映机前满脸笑容,为我们放映一些感人的电影。

    薛大攀突发狂想,要在芦湾开一家小电影院,起名为“大攀电影院”。他在集市上租赁一间平房,里面简单用白灰粉刷了墙壁,排上六七排红漆木长椅,又在门口贴上几张电影海报,就这样小电影院匆匆开业了。

    开业当天村民们可以免费看电影,很多人来凑热闹,室内挤挤挨挨坐满了人。他坐在放映机前兴高采烈,梦想着将来要开一家大型电影院,可以容纳很多人,让全村人对他刮目相看。

    次日电影院开始收取门票,五毛一张,村民们大都坐在家里看电视节目,不来捧场,室内稀稀落落坐着七八个人。

    马宝财坐在第一排椅子上高声叫嚷:“六根指,放毛片呗!”

    “我这里真没有毛片。”

    “你一个人关着门在家里偷看,好东西一个人藏着。”

    “我这里根本没有毛片!”

    “哼,把门票钱退还给我,老子不看了!”

    电影院开业不久由于入不敷出倒闭了。

    村里有人办喜事请薛大攀放映电影,他像从前一样黄昏时将幕布悬挂在街头,在桌子前调试机器设备。当夜色苍茫时开始放映,然而幕布前的观众少很多,再没有从前那种人声鼎沸的场景。

    我搬着凳子走到薛大攀身旁,他正在操作放映设备。

    “大攀叔叔,我要向你学习放映电影。”我好奇地望着桌子上的胶片。

    “唉,你好好学你的功课。这几年年轻人大都去城市打工,村庄的电视机也多了,来看露天电影的人越来越少,我要下岗了。”他流露出落寞的神情。

    有一天数学老师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数学应用题。我抬头望到黑板上写着“动物园一只大象2天吃420千克食物,一只熊猫4天吃70千克食物。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

    吴老师写完那道题将粉笔抛在讲桌上,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说:“同学们计算一下,稍后我找人回答。”

    我握着铅笔一筹莫展。那道应用题像是多条绳子缠绕而成的死结,我死活解不开。

    “孙家树,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吴老师嗓音响亮,他冷峻的目光刺得我浑身发疼。

    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抬头望着黑板。

     “呃……180千克。”我摸着脑袋随口说。

    “噢,我们可以计算出一只大象每天食量210千克,一只熊猫每天食量17.5千克,210千克减去17.5千克等于192.5千克,少的那10多千克哪里去了,是不是你偷吃了!”

    同学们哄堂大笑,脸上笑开了花。

    那天下午放学,我和刘亚军到沙岗上玩耍。我们用沙土堆了一座城堡后坐在城堡旁嘴里嚼着泡泡糖,比试谁吹得泡泡儿大。

    “家树,昨儿个我和哥哥打架了。”刘亚军说。

    “为啥?”

    “哎,我把哥哥课本上的那一张彩页撕掉了——上面印着赵州桥,我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哥哥看到后气得发疯,追着打我,我吓得四处逃跑。”

    “赵州桥?”我茫然地问。

    “嗯,它是一座大石桥,却千百年没有倒掉。你听说过苏州园林、悉尼歌剧院、法国埃菲尔铁塔这些建筑吗?”他兴致勃勃地说。

    “没有。”我摇着头说。

    “我从各种书本上看到的。我长大后想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惊人的建筑。”他用率真的口吻说。

    “亚军,你的梦想真好。”

    夕阳像是将一大桶番茄酱倾倒在沙岗上,闪耀着酱紫色的余光。晚霞烧红半边天,映照着村庄。两只乌鸦在不远处的树上嘎嘎叫着。

    “亚军,听,这是啥声音?”我突然侧耳聆听。

    “乌鸦的叫声。”

    “不是,你听听,像是乐器的声音。”

    微风在沙岗上吹拂,送来一阵铮铮琮琮的旋律,宛如湍急的流水声。       

    “呵,是有人在弹吉他。”我歪着脑袋用两耳去捕捉微风中的旋律,露出惊喜的表情。

    “吉他?你咋知道?”

    “我在电视里听到过它的声音。你听,太好听了——铮铮,铮铮!”

    “哦,这声音是从学校发出来的,我猜是哪个老师在弹吉他。”

    “不是,这声音是从槐树林里传出来的,不信你再听听。”

    “哦,应该是。”刘亚军的耳朵向着槐树林的方向倾斜。

    “走,咱们去瞧瞧!”我将泡泡糖吐在沙岗上。

    橙红色的夕阳映衬着一树树洁白粉嫩的槐花。我们循声向着槐树林奔跑过去。那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声在浓郁的槐花香气中起起落落。

    我们望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槐树下弹着吉他。他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瘦高个儿,头发略长,下巴上蓄着短胡子。他微闭着眼睛,抱着一把吉他边弹边唱,一副深情而潇洒的样子。在他手指的拨动与按压下吉他变成一个鲜活、张扬的精灵,时而像淙淙的溪流吟唱,时而像奔腾的浪涛喧哗。

    “他是养蜜蜂的。喏,那树下是一片蜂箱,还有两个帐篷。”刘亚军指着槐树下的那一个个木制蜂箱说,“瞧,那儿有很多蜜蜂,嗡嗡嗡嗡。咱们最好不要靠近它们,它们蜇人。”

    只见槐树下摆放很多蜂箱,两顶军绿色的帐篷搭在蜂箱旁。一对中老年夫妇模样的人在蜂箱旁忙碌。我猜想他们是那个年轻人的父母。

    那个年轻人唱着歌。我沉浸在他的歌声中,他真的比赵奶奶唱得好。

    “嘿,家树,你咋啦?看你变成一个木头人了。”刘亚军大声说。

    我很想走近那个年轻人抚摸一下吉他,并奢想让他教我弹吉他。

    “你甭唱歌了,来帮一下忙。”那个中年妇女喊道。

    他猛然停止唱歌,露出扫兴的神情,抱着吉他向蜂箱走去。

    “家树,咱们走吧,天擦黑了。”刘亚军说。

    “嗯,我真想有一把吉他。”我说。

    “有吉他你也不会弹。”

    “不会可以学习嘛。”
         吃过晚饭后母亲与家华看着电视。吉他的旋律在我耳边挥之不去,我嘴里念叨着:“铮铮,铮铮!”

    “家树,看你疯疯癫癫的,咋啦?”母亲说。

    “妈,这是吉他的声音。”

    “吉他?”

    “我下午看到一个大哥哥在槐树林里弹吉他,我想有一把吉他。”

    “噢,过段时间我给你买个新书包。”

    “我不喜欢新书包,我喜欢吉他。”

    黄狗趴在院子里昏昏欲睡,我轻轻踢了它一脚走出院子。

    夜空缀满繁星,星光将黑暗的夜色烘染成朦胧的灰色。家家户户已经关上大门,从窗户里漏出电灯的光线。

    村巷冷清无人,我踩着黝黑的路面走着。两只野猫在夜色中窜动,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

    当我走近槐树林时望到一盏电灯挂在槐树下,光线照得四周白花花的。三个人正围着一张小木桌吃饭。

    那个年轻人回头看到我,边嚼饭边说:“小孩子,你来这儿干嘛呢?”

    “大哥哥,我想向你学习弹吉他。你弹得真好。”我走近他说,望到那把吉他斜放在他身后的小凳子上。

    “你这孩子嘴上沾了蜂蜜,真甜。来,我教你!”他说着咽下口中的饭菜,顺手拿起吉他。

    “好呀。”我高兴得要跳起来。

    “教你之前我要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孙家树,你呢?”

    “我叫大哥哥。”

    “大哥哥?”

    “嗯,我姓大,名字叫哥哥。来,我教你,不过弹吉他一朝一夕根本学不会。我先给你简单讲一下每根弦的作用,再慢慢教你弹奏的方法。”

    那对中年夫妇坐在饭桌前笑得前仰后合,说:“小峰,你真适合当音乐老师。”

    “你叫小峰,以后我叫你小峰哥哥。”我说。

    “噢,你真聪明。”

    夜渐渐深了,村子越来越静谧。繁星装点在天幕上,犹如一盏盏小灯笼在夜幕上闪烁。

    在电灯的光线下,小峰哥哥耐心地教我弹吉他。铮铮的吉他声在槐树林中回荡。

    他露出疲倦的神色,打了个哈欠说:“我明晚再教你。今天太累了,该睡觉了。”

    “嗯,我想弹一次。”我说。

     “你回家睡觉吧!”他说着,将吉他放在帐篷旁。

    “小峰哥哥,你家在哪里呢?”

    “安徽。”

    “哦,应该距离芦湾很远。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当然啦,大江南北我都去过。油菜花开时,我们去油菜花开的地方。槐花盛开时,我们去槐花开的地方。葵花开时,我们去葵花开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到了哪儿,也记不得那些城市、乡镇和村庄的名字。”

    我在黑魆魆的村巷奔跑,嘴里哼着歌,惹得几户人家的狗汪汪的乱叫。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母亲拿着手电筒迎了过来,耀眼的光束照在我的脸上。

    “你这疯孩子,干啥去了?”母亲的神情焦急而气愤。

    “我去学弹吉他了。”我兴高采烈地说。

    “你跟谁学的?”

    “跟小峰哥哥学的。”

    “小峰哥哥?咱们村子里好像没有这个人。”

    我将事情给母亲讲了一遍,她的手摸着我的脑袋说:“我还以为你失踪了。”

    那几天放学后我就跑到槐树林里找小峰哥哥。上课时我总是心不在焉,想着弹吉他的事情。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一道应用题让我回答,我仍然回答错误。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十四


    那是晴朗的一天,天空湛蓝如画,阳光在大地上泼洒。我们的午饭很丰盛。母亲坐在饭桌前笑着说:“多亏家树前段时间提醒我,今儿个是我的生日。”

    家华说:“祝妈妈生日快乐!今晚我给妈妈洗洗脚。”

     “家华真懂事。”

     “妈妈,爸爸呢?爸爸还没有回家。”家华说。

    “他呀,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整天跑得没影没踪。咱们先吃饭,不等他。”

    “妈妈,爸爸送你生日礼物了吗?”我望着母亲的两只耳朵,并没有看到耳坠。

    “他呀,没那份儿心。我不痴心妄想。”母亲怅然地说。

    “妈妈,我长大后要送你一条金项链,亮闪闪的,很漂亮的。”家华甜甜地说。

    “等你长大后我也老了,不需要那些东西。来,咱们吃饭!这盘回锅肉很香。家树多吃点,看你这些日子又瘦了。家华嘛,这些日子脸蛋儿胖了,看着肉乎乎的。”母亲笑着说。

    那天放学后我又到槐树林里跟着小峰哥哥学习弹吉他。

    他说:“你学了这段时间,学得挺快,比我小时候聪明。槐花的花期马上要过去。我马上就要走了。”

    “噢,你要去哪里呢?”

    “到花儿盛开的地方。”

    “小峰哥哥,你能带上我吗?我想和你们一起走。”

    他嘿嘿一笑说:“你呀,年龄还小。你跟我们走了,你爸爸妈妈还不急疯找你。”

    “我走了,我妈妈会找我。我爸爸根本不在乎我。他经常用皮鞋踢我的屁股,还骂我是笨蛋。”

    “母爱温柔,父爱彪悍,你长大后自然明白。”

    “我们这里花儿挺多的,春天果园有桃花、杏花和苹果花,夏天有槐花、西瓜花、南瓜花,秋天有菊花、棉花、洋姜花,冬天嘛,有雪花……你们可以一年四季留在我们村子养蜜蜂。”

    “嘿嘿,雪花可以酿蜜吗?”他笑弯了腰。

    “明年槐花盛开时,你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

    “为啥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明年我会到哪里去。明年我应该还是在一个花开的地方。来,你弹一首,我听听!”他将吉他递给我。

    我抱起吉他不慌不忙地按着弦,一串串旋律从我的手指间跳跃出来,在空气里轻快地飞舞。

    “你弹得比昨天好,进步很大。”

    “小峰哥哥,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歌手,边弹吉他边唱歌。”

    “你这个梦想真好。”

    我离开槐树林时夜已深沉,蛐蛐儿在草丛唧唧鸣叫。

    我走到小学门口附近时,望见小卖部的门还开着,老刘歪坐在柜台前打着盹儿,电灯的光线从屋子里散射出来。

    我突然望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穿过昏黄的光线向学校快步走去。我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那是我父亲的身影!

    父亲是去校内的厕所吗?他是去寻找什么东西吗?

    郑老师那双紫水晶耳坠在我眼前闪动。我思绪纷乱,急忙追过去,见一扇小门虚掩着,从门缝望到一间办公室透出一缕亮光。

    父亲黑色的身影已经移到办公室的前面。我蹑手蹑脚跟过去,竟然撞破他与郑敏的秘密!

    我沿着房屋的墙根走过去,耳朵贴在墙上听着屋子里面的声音。父亲与郑敏在柔情蜜语。

    我两手攀着窗台,踮起脚顺着窗角向里面窥视。我望到桌子上的一盏台灯在黑暗中投下一束亮光,父亲与郑敏好像两股麻花似的拧在一起,两人微微喘息,低声说着什么。

    原来他们在幽会,我窥见了父亲的婚外情!我顿时明白郑敏所戴的紫水晶耳坠,必定是父亲送给她的。当时我对成人的世界懵懂无知,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行为肮脏、丑陋,像是脏兮兮的龋齿。我更为父亲背叛母亲感到伤心,突然间感到母亲很孤独,很可怜。

    我想,世界不单有光明、美丽的面孔,它还会呈露阴暗、丑恶的嘴脸。我们渐渐认清世界的原形,理解美与丑,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努力让世界变成我们梦想的样子,理解生与死,这是我们走向衰老的路径。

    那时我一阵惊愕,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我转身离开,在夜色中奔跑。

    当我慌慌张张跑到街口时撞到母亲。她手里拿着手电筒,照了一下我的脸说:“你这疯孩子,还知道回家啊!”

    “妈妈,我……我看到爸爸了……”我支支吾吾地说。

    “你咋口吃了,到底发生啥事情了?”

    “刚才我看到爸爸搂抱着郑老师。”我直截了当地说。

    母亲露出惊讶而愤怒的表情,问道:“真的?”

       “嗯,我亲眼看到的。”

    她怒气冲冲,拉着我向小学校园走去。

     我永远不想回顾那天晚上的事情。丑陋、撕打、咒骂、哭喊的场景交织在一起。我们家庭被彻底打碎。

    那天晚上父亲与郑老师仓皇逃走,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父亲与郑敏的事情,很快成为芦湾与马庄村民舆论的焦点,炒得沸沸扬扬。

    次日母亲到酒厂对双喜进行盘问,想从他口中获知更多父亲与郑敏的事情。

    “双喜,你经常和孙福来一起出去。你一定知道他和那个狐狸精的事情。他俩是啥时候好上的呢?”

    “嫂子,我真不清楚。”双喜哭丧着脸说。

    “双喜,做人要诚实,不要耍滑头。”

    “唉,嫂子,大概是两年前,有一个星期天我和福来大哥开车去县城送货,到村口的时看到郑敏在等票车顺便让她坐上了。她喜欢到县城买东西,我们隔三差五碰到她。其它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上课的铃声响起后,吴老师登上讲台说:“同学们,郑老师有事情请假,她的语文课暂时全部由我上数学课。”

    “郑老师和孙家树的爸爸……”有人小声嘀咕说。

    我坐在课桌前低着头,面红耳赤,很想变成一只蚂蚁,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我为父亲感到羞愧,我对郑敏心怀怨恨。

    那天放学后,我与刘亚军跑到槐树林里。夕阳染红洁白的槐花,一群麻雀在树枝间嬉戏追逐。我环顾四周,望不到小峰哥哥和那些蜂箱。槐花已经开始萎谢,一朵朵随着晚风飘落。

    “小峰哥哥已经走了。”我悲伤地说。

    “哎,我忘了向他要一瓶槐花蜜了。”刘亚军说。

    可是至今我没有再见到过小峰哥哥。他像是一滴水,滴进茫茫人海里。

    我们好像每天进行着捉迷藏的游戏。有些人与我们萍水相逢、短暂相处,然后悄悄躲藏到另一个角落,永不再出现。

    那段时间父亲与郑敏的丑事发酵传播,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此刻想来,丑闻像是一枚裂了缝的坏鸡蛋,把很多人变成叮着它不放的苍蝇。

    当我穿过村巷,马宝财蹲在街角,满脸讪笑地说:“家树,你爸爸和那个姓郑的老师乱搞,给你搞出来一个小弟弟!”

    我捂着耳朵奔跑远去,甩开那些闲言碎语。

    那天老郑带领一帮亲友扛着木棍与斧头气势汹汹来到酒厂,高声骂道:“孙福来这狗杂种勾引我女儿,我逮着他,非砍掉他的脑袋!”他挥舞斧头乱砍东西,吓得黄狗汪汪乱叫。

    双喜与酿酒师傅慌忙上前阻拦,劝说道:“你别砸毁东西!你消消气,这些东西和你无冤无仇。”

    “咦,这是孙福来的酒厂,我找不到他,就把它们砸毁。”老郑怒吼道。

    “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你有仇恨,找孙福来当面解决。这酒厂可不能毁掉,我们还要靠它生活。再说,这事不能全怪他。男女之间的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要两厢情愿。你女儿现在不是跟他私奔了么?”酿酒师傅拉着老郑的手臂说。

    “我要阉了孙福来,我要阉了他!”老郑一阵咆哮,“来,大家一起动手,把孙福来的酒厂砸毁,谁阻挡我砍了谁!”

    一帮人将怒气撒在陶缸、酒桶、酒箱等器具上,哐哐当当,一阵棍击棒打下去酒厂狼藉不堪。

    “你们别砸啦,别砸啦!”酿酒师傅顿足捶胸高喊。

    那天傍晚,酿酒师傅将一堆铺盖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他夕阳下回头望了一眼酒厂的大门,只见大门上红漆斑驳,写着“神河粮液酒厂”的门牌斜挂在门边的墙上。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蹬着自行车黯然离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看到黄狗。我在村庄四处寻找它,问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它的踪影。

    “家树,我昨儿个看到公路上有一具狗的尸体——已经被车轮碾得不成样子。”一个村民对我说。

    “具体位置在哪里?”我吃惊地问。

    “加油站向北不远的地方。”

    我沿着公路边道找到一具狗的尸体。我辨认得出来它是我家的黄狗!在苍茫的暮色中我把它埋到菜园里。

      

    十五

     

    银亮的灯光下我和母亲、家华围着饭桌吃晚饭。

    “妈妈,我想爸爸了。”家华坐在饭桌前低着眸子说。

    “家华,以后不要想他,就当他死了。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母亲端着饭碗,声音响亮地说。

    不久,母亲的裁缝店重新开业,她捡起从前的生活,每日伴着缝纫机与熨斗度过。

    芦湾的集市在贾鲁河与公路的交叉处,呈扇形,开阔的地方垒砌着七八排售卖东西的台子,分为衣市、菜市,角落处留有牲畜市,是买卖家禽与家畜的地方。沿着公路搭建起高高低低的房屋,形成一条短街,有酒店、理发店、寿衣花圈店等。母亲的裁缝店在街尾,门头上挂着红色招牌。店内整整齐齐摆放着缝纫机、桌台与衣架。她除了做些裁剪的活儿,还招收学徒,传授裁剪手艺,但是愿意学习裁剪手艺的人越来越少,她越来越落寞。

    母亲好像将对父亲的悲愤转化成对裁剪工作的热爱。人们都说她的裁剪手艺比从前更加纯熟,即便是一块边角料到她手里也能做成一块人见人爱的手帕或小马甲。她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店内,便托赵奶奶顺便照看我和家华。

    那一年麦子成熟时二傻从郑州回来。布谷鸟在村子上空飞翔,欢快地叫着。他背着一个鼓鼓的编织袋走在村巷里,脚下像是踏着云彩。

    我和家华蹲在压井旁观看赵奶奶腌制咸鸡蛋。

    赵奶奶将黏土倒进陶罐,撒入几把食盐,舀一瓢井水,拿起木棍慢慢搅拌,一直将水和黏土搅成匀匀实实的稀泥,然后她将一枚枚圆润光滑的鸡蛋轻轻抛进稀泥,逼着它们洗澡。

    “赵奶奶,我要试试!”家华说着从瓷碗里拿起一枚鸡蛋,小心翼翼地抛进陶罐。

    “这些鸡蛋腌制几天就成咸鸡蛋,煮熟后吃着很鲜美。”赵奶奶笑着说。

    秀娟坐在凳子上盯着地面上爬动的蚂蚁。她经常自言自语,忽哭忽笑,还经常光着脚丫在村庄四处寻找二傻。

    二傻背着编织袋走到门口,满脸欢笑,高喊道:“妈,我回来啦!”

    赵奶奶赶快放下手中的鸡蛋站起来,回头望着他笑得合不拢嘴。

    “二傻,你回来就好,这几天我老是想你。”赵奶奶扭头瞅一眼秀娟说,“秀娟,你瞧,二傻回来了!”

    秀娟扭头望了一眼二傻,脸上露出傻笑。她迅速站起来向他跑过去,牵着他的手上下打量。

    二傻看着比从前消瘦很多,眼眶凹陷,脸膛仿佛被一把尖刀削去一些肉。他脸上的笑容却仍然是那么纯真,那么憨厚。

    他打开编织袋,掏出一件花裙子递给秀娟说:“这是给你买的,穿上去一定漂亮。”

    “妈,这套衣服是给你买的。”他说着,又掏出一套花色夏衣递给赵奶奶。

    “哎,你省点钱吧。咱们集市上卖衣服的多着嘞。我从来不缺衣服穿。瞧,这套衣服看着花哨,二十年前我能穿得出去。现在老了,穿不出去了。”赵奶奶撇着嘴说。

    “妈,城里的老太太穿戴很花哨嘞。”

    “唉,我真老了,很想抱孙子。”

    “家树,家华,你俩接着!”他从袋子里取出一盒夹心饼干向我们扔过来。

    “二傻叔叔,我喜欢吃夹心饼干。”家华笑着说。

    二傻从水缸舀出一瓢清水向口里灌。他喝起水来像头水牛。

    “家里的井水真甜!”他咂了咂嘴说,“城市真大,靠着两条腿那些好玩的地方三天三夜逛不完,不过在城里生活必须有钱,进厕所撒泡尿就得交钱。”

    “二傻叔叔,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家华问道。

    “菜市场、大商场、夜市……多得数不清。”

    “你还去城里吗?”我问道。

    “收麦子后我就走。”

    “你把我带走,好吗?”我说。

    “那不行,等你长大有力气了再和我一块去,跟着我到工地上搬砖提泥。”

    大地像是一个巨大的盘子,盛着金灿灿的麦田。在火辣辣的烈日下,村民们拿起镰刀开始收割麦子。

    那一年从外地来了两个男人,他们开着一台收割机。手头宽裕的人家出钱请他们收割麦子。那台收割机犹如一头长着铁齿铜牙的怪兽,发出轰轰隆隆的声响,将一片片麦子吞入肚腹咀嚼,身下排出一股股干干净净的麦粒。

    村民们围观着收割机,七嘴八舌地议论。

    “有了这个家伙,以后割麦就省力多了。”

    “我估计它一天能收割三十多亩麦子。打麦场、石磙、镰刀就没啥用途了。”

    “看来以后种田埋头苦干不行,要讲科学。”

     二傻摸着收割机笑着说:“今年我家收麦子就用收割机了。” 

    “二傻,你去城里挣了不少钱吧,看你扬眉吐气的。”

     “在建筑工地干一个月,比一亩地的收成要多。”二傻咧着嘴笑着说。

    “二傻,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去城市找点儿事情做。我想在城郊找一块地,种些蔬菜,卖菜过活。”

    那是二傻临走的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丝麦香。

    薛大攀约他到集市上的小饭馆喝酒。酒桌上摆着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卤猪头肉与一盘皮蛋拌黄瓜。

    “老板,来两瓶神河粮液!”薛大攀高声说,“二傻,今晚咱俩要喝醉,不醉不回。”

    “神河粮液酒厂已经倒闭,没有这种酒了。”饭馆的老板站在柜台前说。他是来芦湾做生意的外地人,头发微秃,长着一张圆胖脸,像是剥掉壳儿的煮鸡蛋。

     “哎,那就随便拿两瓶白酒。”

    “好嘞,给你们拿两瓶二锅头。”老板说。

    “拿两个大一点的玻璃酒杯!”薛大攀高喊道。

    “大攀,我记得你从前不喝酒。”二傻说。

    “二傻,我这些日子爱上喝酒,每顿饭至少喝两杯酒。喝醉后轻飘飘、晕乎乎的,啥事儿都不用去想,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像死猪一样,这种感觉真好。”

    “大攀,你咋啦?”

    “兄弟,一言难尽啊。”薛大攀拍着二傻的肩膀说,“我给你倒酒,你要多喝几杯。” 

    “来,咱俩干杯!”

    “干杯!”

    他们喝了几杯酒后开始划拳。

    两人在酒桌前比划手势,喊着“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啊!”“八匹马啊!”他们一杯接一杯喝着,喝得脸热耳红。

    饭馆的老板担心他们喝醉后不省人事,没人结账,走到他们跟前说:“两位兄弟,你俩少喝点儿酒,多吃菜。要不给你俩每人下一碗羊肉烩面?”

    “下!多放些羊肉。”薛大攀说。

    “好嘞。”

    老板向厨房喊道:“伙计,做两碗烩面,多放些羊肉。”

    只见厨师站在铁锅前利利索索地将面片扯成又长又窄的薄条,如同一条条白丝带。铁锅中煮着羊骨与羊肉,汤汁煮得白白亮亮,如滚烫的牛奶似的,弥漫出一股股浓香。

    “大攀,看得出来你心里不舒坦。”二傻说。

    “唉,二傻,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梦想是开一家电影院,我在芦湾开了一个电影院,可是只开业一段时间倒闭了。我的另一个梦想你知道吗?”薛大攀用带着醉意的眼睛瞅着二傻。

     “呃……是变成猪,每天吃过饭就睡觉,没有烦心事。”

    “不,我的另一个梦想是娶郑敏当老婆。”薛大攀说着端起酒杯咽下一口酒,满脸怅惘的神情。

    “她是马庄村老郑的大妞,很早以前我见过她。”

    “嗯,她在咱们芦湾小学当老师。”

    “哦,我听马宝财说了,她跟福来大哥好了……”

    “嗯,用时髦儿的话说,她是孙福来的情人。从前我却毫不知情。我真是瞎了眼,喜欢上她了,苦苦追求她好多年,换来的全是眼泪。”薛大攀说着,眼睛里闪出泪光。

    他又端起酒杯咽下一口酒,仿佛酒水能够稀释他的悲伤。

    “哦,大攀,你别伤心。你将来准会开一个大型电影院,还会娶一个漂漂亮亮的媳妇儿的。”

     “我相信未来。”薛大攀说着伸出左手。他的左手大拇指的地方分岔,多出一根畸形手指。“老天爷偏爱我,多给了我一根手指。我相信我的命运会很好的。我觉得老天爷偏爱我!”

    厨师把做好的两碗烩面端上来,上面撒着几片香菜,冒着热气与浓香。

    “二傻,明儿个……我打算跟你去郑州找一份工作。”

    “你不当电工和电影放映员了吗?”

    “不当了。从前我放电影时,大街上塞满人,很风光。现在嘛,只剩下寥寥几个人看,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真是时代变了,现在人们都进城打工,另外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看露天电影的人越来越少。”

    “城里建筑工地缺工人,你去了就有活儿干。”

    “我不去建筑工地,我要去电影院找份工作。在电影院当保洁或者当售票员我都心甘情愿。”

    夜越来越深,饭馆内只剩下他们两个顾客。老板坐在柜台前不停地打着哈欠。

    “大攀,我喝醉了,要走了。”二傻醉醺醺地站起来说,“老板,结账!”

    “这……这饭我请,你……靠、靠边儿站。明儿个咱们就进城去。”薛大攀语无伦次。

    幽暗的夜色紧紧裹着村庄与田野,天上缀满繁星,犹如密密麻麻的宝石在夜空中闪光。

    公路上偶然驶过几辆拉沙土、拉煤炭的卡车。一束车灯的亮光摇摇晃晃扫过夜色。薛大攀和二傻跌跌撞撞走在回家的路上。

      

    十六


    深秋时节黄叶纷纷飘落。雁群在空中排成“人”字形状,嘎嘎叫着向南飞翔。河畔的芦苇花絮雪白,在秋风中左右摇摆。

    村民们开着拖拉机在田野犁地,用耧车将一粒粒麦种播进土壤。一场冷雨过后,青翠柔嫩的麦苗纷纷从泥土中钻出来。放眼望去,麦田如毡,延伸到天际。

    那天阳光穿过薄薄的云层照着安静的村庄。一位中老年人骑着三轮车慢悠悠来到芦湾。他在大榆树下将车斗上的小煤炉、爆米花机与小木凳搬下来。我们看到他后高高兴兴地回家取玉米。不久,他身旁围了一群孩子。

    小煤炉闪耀出蓝色的火焰,冒出缕缕白烟。他坐在木凳子上不停地转动着爆米花机。大概过了几分钟,他停止转动,将黑乎乎的爆米花机从小煤炉上抬下来。孩子们连忙机警地后退几步,紧紧捂住耳朵。

    只听“嘣”的一声巨响,如同雷鸣,爆米花的甜香在空气中翻涌。

    我和家华坐在布沙发上一边吃着又甜又酥的爆米花,一边看着电视节目。

    “哥哥,爆米花真好吃。”家华说。

    “嗯,要是再配上一杯汽水喝,那更美了。”

    突然父亲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子,环顾四周说:“我回来了。我很想你们。你妈妈呢?”

    家华从布沙发上跳了下来,露出惊喜的表情,跑到他跟前说:“爸爸,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他弯腰搂着她说。

    “妈妈在裁缝店。”

    “裁缝店又营业了吗?”

    “嗯,妈妈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去店里。”

    我坐在沙发上惊讶地望着父亲,见他穿着一件单薄的夹克衫,很腌臜,衣领上油乎乎的。他脚下的黑皮鞋破旧不堪。他的头发微乱,脸膛憔悴,胡须长得茂盛如野草。他的眼神蓄满疲惫与苦闷。

    我看到父亲,想到那天晚上他与郑敏幽会的事情。我努力想把那些事情统统忘掉,然而有些事情一旦被脑海贮藏,仿佛是一颗种子播进土壤。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在脑海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下面很多的根须与大脑的神经紧紧勾连,灰暗的阴影将笼罩整个脑海。

    我与父亲的关系好像跌入冰点,我不再向他叫“爸爸”了。我们之间像是隔着山也隔着海,中间的障碍难以排除。

    我坐在沙发上两眼呆呆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以后与他如何相处。

    “家华,家里有吃的东西吗?”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爸爸,有爆米花,很好吃的。”家华说着两只小手捧着爆米花递给他。

    他抓起一把爆米花塞进嘴里,边嚼边说:“真好吃。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又冷又饿,饥肠辘辘。”

    “爸爸,我想起来了,厨房的铁锅里还有剩饭——妈妈中午煮的青菜面条,估计着已经凉透了。”

    “那就好,有吃的东西就好。”他说着向厨房大步奔去。

    他走到灶台旁掀开锅盖,看到里面有半碗剩菜和一碗面条就端出来坐在小木桌上吃。

    “爸爸,这么长时间你去哪里了?”家华坐到他身旁问道。

    “我周游世界去了,我太想你们,就回来了。”他一边大口地吃饭,一边胡诌。

    “爸爸,我不信你说的话。”

    “为啥不相信我?”

    “老师说世界上有五大洲和四大洋。世界很大很大,有千千万万座山,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你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我是坐飞机、坐轮船去的。”

    “我还是不相信,”家华摇着头说,“村里人都说你和郑敏跑了,不要我们了。”

    “胡说八道!”他放下筷子望着她,这些童言仿佛是一根鱼刺扎疼他的神经,让他突然食欲大减。“家华,大人的事情你不懂,不要听村里人瞎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爸爸,我已经七八个月没见到你了。我天天想你。”家华说着,眸子里渗出了泪花。

    我奔跑着到裁缝店去找母亲,给她通风报信。

    父亲回来的消息仿佛是一场旋风席卷村庄。这大半年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与郑敏的丑闻渐渐过时,很少人再去谈论,然而他这次回来,将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村庄没有新闻媒体,没有资深媒体人,但是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足以将人彻底打垮。

    “哎,我刚才看到孙福来回来了。”

    “他自个儿回来了吗?”

    “嗯,他自个儿,看样子蔫头蔫脑的。”

    “老郑的大妞呢?和他一起回来了吗?”

    “没看见她。”

    马宝财见我跑过闲聊的人群,咧着嘴高声对我说:“家树,你爸爸回来了,有没有给你带回来一个小弟弟?”

    我对他毫不理睬,奔跑着穿过村巷。

    我顺着公路的边道跑到集市。那天芦湾逢集,大大小小的货摊还没有撤走,店面大多开门营业,顾客稀稀拉拉的。太阳已经偏西,淡淡的阳光照着小小的集市。

    我喘着粗气跑到裁缝店,见母亲正站在长桌旁拿着熨斗熨着一条黑裤子,一个顾客坐在椅子上等待。

    “妈妈,爸爸回来了!”我站在门口大声说。

    “噢,你快进来。”她继续低头熨着裤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她熨好裤子后将它整整齐齐地叠起来装进袋子递给顾客。

    顾客走后她坐在缝纫机前望着我说:“家树,你刚才说啥?”

    “爸爸回来了。他邋邋遢遢,已经一天没有吃饭,现在他坐在厨房吃着剩饭。”

    “哦,我回去看看!”母亲脸上浮出愤怒的表情,她说着起身关闭裁缝店的门。

    我们到家时家华正坐在布沙发上看着电视。

    “家华,孙福来在哪儿?”母亲大声问道。

    “爸爸太累了,他在卧室睡觉。”

    卧室传出一阵鼾声,在空气中振荡。

    母亲脸色阴沉,像是暴风雨将要袭来的天空。她向卧室奔去,一脚踹开卧室的门,只听见哐当一声,吓得家华手中的爆米花跌落在地。

    “孙福来,人活着要脸,树活着要皮,你还有脸回来啊!”

    父亲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揉着眼睛,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说:“孩子他妈,你冷静些。这是我的家,我来去自由。”

    “你已经跟狐狸精跑了,你让我咋能冷静?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嘞。”母亲说着,眼里迸出泪水。

    她把他从床上拉下来,两只拳头不停捶打。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我打死你,打死你!”

    他蹲在床边两手抱着头,任凭她捶打。他的内心必定抱有愧疚与悔恨。

    “妈妈,你别打爸爸了,别打爸爸了!”家华站在一旁大声哭喊。

    母亲用脚狠狠踹他,将积压在心底的怨气统统发泄在他身上。他像是一个武术训练馆的沙袋,任凭她拳打脚踢。

    “孙福来,明儿个咱俩就去离婚。”母亲筋疲力尽,声音嘶哑地说。

     四五个街坊邻居赶过来,走进屋子劝阻母亲。

    赵奶奶说:“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给他一次机会。瞧,两个孩子在旁边眼巴巴瞧着,影响多不好!”

    “我不和你过了,明儿个就去离婚,以后两个孩子跟着我,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这个家以后容不下你。”母亲怒气冲冲。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王守道说着,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说,“福来,家树和家华已经长这么高了,以后你要好好过日子,可不能再干惹草拈花的事情。作父亲的,要给子女作个好榜样。”

    那天晚饭时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沉闷而又紧张的气氛封锁整个家庭。

    家华平时爱说爱笑,那天她看到母亲紧绷着脸,父亲神情沮丧。他们好像随时有可能打起来。家华低着着头吃饭。

    “科索沃地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伤亡人数日趋增多,造成居民流离失所,沦落为难民……”电视上播放着晚间新闻,声音显得格外响亮。

    “爸爸,啥是难民?”家华随口问道。

    “难民就是遇到灾难后失去家庭、无家可归的人。”父亲放下饭碗,神情缓和下来。

    “他们为啥无家可归呢?”

    “他们的家被炮弹炸毁,或者有人将他们从家里强制赶走。”

    “啊,真吓人!”家华圆睁着眼睛,露出愕然的神色。

    “我现在像是一个‘难民’。”父亲自嘲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你沦为‘难民’是自作自受!”

    我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回卧室写作业,其实我是在躲避父亲。我和他在一起时觉得十分尴尬,一些事情像潮水涌上心头,让我很难受。

    父亲吃过饭在堂屋桌子的抽屉搜来搜去,搜到几个五分或一角的钢镚儿就悄悄装进口袋。他推开我卧室的门,走到我身旁低声问道:“家树,你的零钱借给我一些,让我买一包香烟!”

    “我没有零钱。”我在灯光下埋头做作业,冷冷地说。

    他叹了一口气,没趣地走了。

    他在房间翻箱倒柜,希望搜到更多零钱。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把他当作一缕空气,无视他的存在。

    “爸爸,你在找啥呢?”家华走到他跟前问道。

    “我要找点儿零钱,到小卖部买一包香烟。”

    “爸爸,你等着,我有一大堆零钱。”家华说着向卧室走去。

    她抱出小兔形状的存钱罐递给他说:“爸爸,这些零钱凑起来可以买好几包香烟。现在我送给你了——这个存钱罐是你从前送给我的。”

    他接过存钱罐倒出一堆零钱,形如沙丘,他数了数,说:“嗬,够买好几包香烟。过段时间我有钱了给你买个毛绒玩具。”

      “好的,我想要一只很大的毛绒熊。”

    “嗯,过段时间我到县城给你买一个。”他说着向外面走去。

    父亲走后,母亲从卧室抱出一堆床单、被褥与枕头放在门外的木椅子上,然后将房间的门反锁。

    “妈妈,不要锁门,爸爸一会儿还要回来。”家华望着母亲说。

    “以后让他去酒厂睡,那里的屋子宽敞。”

    父亲叼着烟卷回来后不管怎么拍门母亲都不开。

    “孙福来,以后你到酒厂睡,床单、被褥与枕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酒厂清静,没人妨碍你,你爱勾搭谁就勾搭谁,另外明儿个你早点儿起床,咱俩去离婚。”母亲向着门外高声说。

    “孩子他妈,咱俩已经结婚十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这样对我。”

    “孙福来,你跟那个狐狸精跑的时候你想过我们吗?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抛下我们就走,一去就是大半年。她花光了你的钱一脚把你当作废物踢开。你像一个叫花子一样无处可去才想起回家,你还知道自己有家啊。”母亲说着,泪眼模糊,声音凝噎。

    “孩子他妈,你别说了,都是我一时糊涂,都是我的错。”他蹲在门外心烦意乱地吸了一根烟,然后抱着床单、被褥与枕头向酒厂走去。

    次日早晨吃过早饭我和家华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

    母亲逼着父亲去办理离婚手续,他却死活不肯。

    他叼着烟卷大摇大摆走在村巷上,见到熟人照常递烟打招呼。

    “福来,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

    “我前段时间去考察项目了——到河北好几家毛巾厂考察,这一呆就是大半年。现在酒厂生意不好做,今后我打算开个毛巾厂,生产纯棉毛巾。”他煞有介事地说。

    村民们顾及他的颜面,当面不拆穿他的谎言,笑着说:“你酿酒时收购麦子。你开毛巾厂,还需要收购棉花吗?”

    “当然了,需要收购大量的棉花。我要做纯棉毛巾。”

    不久,郑敏定婚的消息从马庄村迅速传到芦湾。据说她定婚对象是城市人,那人的父亲在一家工厂当领导。他们的婚礼计划下个月在城市一处豪华的酒店举办。

    街头巷尾的舆论一片哗然,谴责、嘲笑中夹杂着嫉妒。

    “她是麻雀攀高枝变凤凰了。”

    “你说孙福来和她那个啥了,竟然有人愿意娶她,真可笑!”

    “她脸蛋好看,穿戴洋气,还当过老师,有学问,不知道她底细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丑事,再说城市人思想开放,对那些事情根本不在乎。”

    老郑对女儿的婚事非常满意,他和老婆一起在集市上买了新帽子、新棉袄、新裤子与新鞋子,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准备参加女儿的婚礼。他见了熟人就夸耀说:“我大妞就要结婚了。我女婿家财万贯,在城里住着大别墅,三层小洋楼,还有两辆小轿车。他家拔一根汗毛,比咱们的腰都粗。”

    父亲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和郑敏离开村子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大半年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时会胡乱猜测,推测很多种可能。我心头对他和郑敏的怨恨始终未消减。

    那段经历在他的人生中沾满污垢,不管时间的风雨怎么洗刷也难以洗净。

    村庄总会偶然冒出一些蹊跷事情,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马宝财的“理发事件”与“定婚事件”让舆论从父亲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

    那天马宝财到集市上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拿着电推子嗡嗡的在他头上剃头发。

    “理发多少钱?”他突然问道。

    “两块钱。”

    “停!”他瞪大眼睛望着理发师说,“从前理发不是一块钱吗?”

    “现在东西都涨价了,大白菜之前二分钱一斤,现在涨到了五分钱一斤;麦子之前三毛钱一斤,现在涨到六毛。我们理发也要跟着涨价。”

    “你咋不提前说,我早知道的话就不理发了。”

    “门口的木牌上用毛笔字写着嘞,不信你出去瞧瞧。”

    马宝财从椅子上跳下来,到门口瞅一眼,那里果然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理发两元”。他按捺胸中的怒火。

    “我这头剃了一半,我不剃了——剃整个头两块钱,我这剃了半个头多少钱?”

    “一块钱。”

    “好,我给你一块钱。”他说着从口袋掏出一块钱摔在桌子上,然后气怏怏地走了。

    理发师将马宝财的事迹讲给很多顾客;“我理发十多年,从没见过马宝财这样的货色。他那剃了一半的头,前面头发长,后面露着光头皮,看着像是鸡头,真是好笑。”

    马宝财回家之后自己对着镜子,笨手拙脚地握着剪刀胡乱剪着头发,剪成乱糟糟的发型。他走到街上,村民们看到他的发型哈哈大笑。

    不久,陌生的一男一女来到他家里。看样子那个男子四十多岁,妇女三十岁出头。

    男子说:“宝财,我们是尉氏县城人,她是我妹妹,前几年丈夫得病死了。我目前在东关塔旁开了家高记烧饼店。我一直想找个好人家让妹妹改嫁。我四处打听,听人说你是个好人,还没结过婚,今儿个就带她来和你见见面、说说话。”

    马宝财的眼睛在那个女人身上瞟来瞟去,只见她身材丰满,脸庞白白净净,嘴唇红润,长着双眼皮,一头浓密油亮的头发垂到脑后。她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他身上溜来溜去,让他心旌摇荡。

    “大妹子,你年龄多大了?”

    “我三十三岁,大哥你看着很年轻潇洒。”

    马宝财听她这么夸赞,心里美滋滋的。两人东拉西扯,谈得十分融洽。

    那个男子对马宝财说:“我真的觉得你是个老实可靠的人,要是我妹妹能嫁给你我很满意。今儿个就算是定婚了,找个好日子你俩把婚事办了。过两天你到县城我的烧饼店来,让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见见。不过咱们还要讲规矩——彩礼钱不能少。我做哥哥的,开烧饼店这么多年手下积攒一些钱。你俩结婚时我至少拿出一万元当嫁妆。这彩礼钱嘛,你至少拿出一万元。我回家后给你们置办家具、电视机和洗衣机,这些东西结婚那天我用大卡车统统给你拉到家里。”

    马宝财鬼迷心窍,心想县城东关塔旁边确实有一家烧饼店,他们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能娶一个县城的女人,还得到一万元的嫁妆,这种美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这些年我省吃俭用,积攒下一些钱。这一万元的彩礼我是有的。”他说着走进卧室,弯腰爬到床底下去。

    原来他在床底下挖了一个深洞,钱都用棉布紧紧裹着塞在洞里,再用砖块压着。这好像比保险箱还要安全!

     他将厚厚的一沓钱交给那个男子,望着那个女人心花怒放。

     过了两天,他穿上新衣服,掂着礼物坐票车去县城。他在东关塔旁边找到一家烧饼店,却是赵记烧饼店,见不到那个男子。

    他说了情况之后,烧饼店的老板笑着说:“你真是一头蠢驴,脑子缺根筋!我在县城卖了二十年的烧饼,从没有听说过附近有家高记烧饼店。你一定是被骗了。”

    马宝财到公安局报了警,警察查不到丝毫线索。他懊悔不已,狠狠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光。

     

    十七


    生活给予每个人的际遇不多,可能一生中仅有寥寥几次,一旦错过最好的时机,我们可能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很难获取成功。

    我想,在世界上我们像是一只风筝,我们要想起飞,必须趁着有风的日子。没风时我们仰望天空,在平静中积蓄力量,默默度过。

    父亲几经折腾,没有再次飞起来,均已失败告终,他又折回原点。

    那段时间,他将酒厂破损的机器设备当作废品卖掉,又借钱从外地购买几台生产毛巾的机器。他将大门口“神河粮液酒厂”的门牌拆掉,挂上“神河牌毛巾厂”的门牌,幻想着要让无数人每天用神河牌毛巾擦脸擦脚,然而事与愿违,毛巾厂利润低、销路窄,惨淡经营几个月后就倒闭了。

    令人惊诧的是他并没有停止折腾。他将厂子临近河堤的围墙推倒,在河滩上围上低矮的栅栏,又搭建几个木棚。他买来一万只鸭苗。毛巾厂摇身一变又变成养鸭场。他幻想着让无数人吃上烤鸭或鸭蛋,然而那年家禽的传染病肆虐,他缺乏养鸭经验,鸭子成活率极低,且价格低廉,一年下去赔得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

    王守道劝告他说:“福来,你别再折腾了。我看你呀,还是重操旧业,老老实实卖皮鞋吧。记得你最初卖皮鞋赚了不少钱。那是小本买卖,赔钱不会赔太多。皮鞋卖不出去,你留着自己穿,留给子孙后代穿。” 

    父亲点了点头说:“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民企业家,但是酒厂因为我的玩物丧志而倒闭,当年要是我全心做酒厂,没有那没多坏毛病,估计酒厂至今仍能经营。唉,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近些年我的毛巾厂失败了,养鸭场赔本了。老天爷不想让我成功,我只好认命。”

    他垂头丧气地走进母亲的裁缝店。店内冷冷清清,没有顾客,母亲正在缝制一件棉衣。

    “孩子他妈,借给我一万块钱。”他进店后直截了当地说。

    “孙福来,我欠你钱吗?”母亲绷着脸说。

    “咱俩是患难夫妻,这些年磕磕碰碰走过来,却没有离婚,咱们现在还是一家人。我从前干了蠢事,自己知道对不起你。我现在想起从前的事情,就想狠狠扇自己的脸。我知道错了,心里一直悔恨。当年我是一手好牌,被我打得稀巴烂。这次看在咱俩多年夫妻的份儿上你要帮我一把。”

    母亲心软下来说:“你借钱干啥?还要办酒厂、毛巾厂、养鸭场,或者去赌博?”

    “孩子他妈,我已经不再赌博,也不再找其他女人。我已经想清楚。这次我要捡起自己多年前的生意——卖皮鞋!芦湾、水坡、庄头、韩寺、朱仙镇逢集时我去卖皮鞋。我有钱了,不去四处找亲戚朋友们借钱,不再给你丢脸。”

    母亲皱着眉头思虑片刻说:“孙福来,这钱我借给你。你给我写个借条,到明年端午节前还给我,我不要你的利息。”

    “那好,我现在就写借条。”

    父亲又回到十多年前的状态。天还没亮他就起床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七八箱皮鞋去赶集。他在集市上扯着嗓子吆喝:“高档皮鞋,赔本甩卖啦,大家都来看看,快来瞧瞧,千万不要错过!”

    中午他饿了,就着咸菜啃两个烧饼吃,渴了便喝几口白开水。太阳西下,集市散场时他才收拾东西回去。

    他回到家时已经夜色苍茫,天上露出点点星光。

    我望了一眼他,只见他的脸膛变得又黑又瘦,胡须茂盛而杂乱。他两手皴裂,一副疲倦而困顿的神色。

    母亲腰上系着围裙,她忙着把饭菜端上桌子。在雪亮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吃饭。

       “爸爸,你真辛苦。”家华说着拿着筷子将一个肉丸子夹起来塞进他嘴里。

    “现在习惯了。每天忙忙碌碌,感觉挺好的。”他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这次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名。”家华高兴地说。

    “家华真棒!”他称赞说。

    “家树,你的成绩咋样?”母亲问道。

    “马马虎虎,能考及格。”我满不在乎地说。

    “你还挺知足的,目标就是考及格吗?你得下一番苦功夫,成绩不好你就回家跟我学习裁缝手艺。”

    “我不想当裁缝。”我倔强地说。

    “家树,你可不要小瞧裁缝。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裁缝这一行你做好了,可以当服装设计师,让国际名模穿你设计的衣服。”

    “哥哥一直想当歌手,抱着吉他唱歌。”家华说。

    “唉,家树,你别做白日梦了,弹吉他不能当饭吃,还是要把功课学好,将来考上大学有前途。”母亲说。

    “我爱弹吉他,爱唱歌,这并不影响我的功课。”我说。

    吃过晚饭之后,父亲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抽烟。我与家华坐在布沙发上看电视,母亲拿着扫帚在屋子里扫地。

    “你赶紧回厂子里睡觉吧,明天朱仙镇逢集,你又得早起。”母亲边扫地边对父亲说。

    “今儿个我心里高兴,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妈妈,以后让爸爸在家里睡觉吧,冬天天气冷,再说厂子里潮气重,还养过鸭子,多脏啊,还有很多老鼠。”家华说。

    “那个地方大,还清静,他自个儿想抽烟就抽烟,想喝酒就喝酒,没人管束,没人唠叨,没人烦扰,多好啊。”母亲说着望了一眼父亲。

    “我真是想不通你俩为啥水火不容。”家华流露出痛心的神情。

    母亲听得不耐烦,对家华说:“家华,你去卧室做作业。”

    “妈妈,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已经写完了。”

    “当着孩子们的面,我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孩子他妈,咱俩像是两辆破车,要时时保持距离,不能走得太近,不然的话会发生车祸。我在那里住,每晚睡觉前都吸两根烟——睡前两根烟,赛过活神仙,真是好极了!”父亲说着,嘴里叼着烟起身向外面走去。

    皎洁的月色笼罩着村庄,清冷的夜风在村巷里轻轻吹过。

    我走进卧室,取下床头的吉他随手弹着。那把吉他是我用积攒几个月的零钱买的。每当我抱着它弹奏就身心愉悦。

    我背着吉他穿过村巷。我在街头弹奏,在田野弹奏,在河堤弹奏,在果园弹奏,麻雀、树木、云朵好像是我忠实的听众。我像是走火入魔似的,根本不在乎人们异样的目光。

    时光好像是在吉他声中流逝的,每一年像是一首短短的民谣,一曲结束,冬去春来,又开启下一首,掀开下一年。

    那一年,二傻的死深深震撼了我,令我终生难忘。

    二傻与秀娟结婚一年多后有了一个儿子,他们全家欢天喜地。二傻央请王守道给孩子起名字,说:“王大伯,今儿个老天爷抬举我,赏给我一个儿子,求你给孩子起一个名字吧!”

    “咱们芦湾很久以前有个风俗,人们认为让陌生人为孩子起名字可以驱走邪祟,孩子这辈子会走好运,因此孩子呱呱坠地后,家人抱着孩子在马路上让路人起名字。幸运的话遇到有学问、明事理的人,会给孩子起个好名字;遇到那些暴脾气、冷心肠的人,随口给孩子起个名字,‘狗生’‘鳖蛋’‘鳖孙’‘丑妞’这些难听的名字就随了孩子一辈子。哎,这些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咱们不提了。看着一代新人来到世界上,我真的很高兴。二傻,我想这孩子就叫‘小聪’吧,‘聪’是聪明的‘聪’字——人家喊你 ‘二傻’,你儿子叫‘小聪’。你这一代人傻,下一代人聪明。”王守道笑容满面,滔滔不绝地说。

    “这个名字好。”二傻高兴得合不拢嘴。

    孩子出生十多天后,二傻就慌里慌张返城,在建筑工地继续打工。

    一转眼,小聪已经两岁多。他长得虎头虎脑,红扑扑的脸蛋,两只眼睛犹如两盏明灯,十分讨人喜爱。

    那天赵奶奶吃过晚饭领着秀娟与小聪来我家串门。

    家华坐在凳子上用彩纸叠着一只纸飞机,说:“小聪,我给你叠一只纸飞机,你坐着它去城市找爸爸。”

    “好,我想爸爸啦。”小聪稚声嫩气地说。

    “小聪,你爸爸叫啥名字?你记住了吗?”母亲望着他说。

    “我爸爸叫二傻。”他脱口而出。

    “小聪真聪明!”家华说,“你妈妈叫啥名字?”

    “秀娟。”他声音响亮地说。

    秀娟呆呆地望着儿子,眼睛里充满爱意。

     “小聪,你要是迷路了,警察问你是哪里人,你咋回答呢?”我问道。

    他小手挠了一下脑袋,扬起眉毛,目光闪闪地说:“我对警察叔叔说我家住在芦湾村。我爸爸叫二傻,我妈妈叫秀娟,让警察叔叔把我送回家。”

    我们都夸赞他机智聪明。家华将纸飞机递给他。他拿着纸飞机在屋子里投来掷去。

    纸飞机在银亮的光线下悠悠飘飞,向着墙角飞去。

    “我坐飞机了,我坐飞机去找爸爸啦!”他追着纸飞机喊着。

    “小聪,你别乱跑,安静一些!”赵奶奶轻声喊道。

    秀娟紧跟着小聪,担心小聪绊倒摔在地上。

    “二傻和秀娟再要一个女儿,就儿女双全了。”母亲说。

    “唉,我也想抱了孙子再抱孙女。二傻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在城里打工,在家的日子扳着指头能数得过来。”赵奶奶说。

    屋子外面的一轮满月悬浮在夜空,播撒下一道道皎洁而寒冽的银光。

    那天,天蒙蒙亮时薛长顺的老婆拍打着赵奶奶家的铁门,咚咚的声音打破村庄的宁静,搅碎了睡梦。

    赵奶奶急匆匆穿上衣服去开门,她一脸惊讶地问:“长顺媳妇,咋啦?”

    薛长顺的老婆面如土色,惊恐至极,急切地说:“长顺给家里打电话说工地刚开工,脚手架突然坍塌,二傻从高空坠下来被压在下面……”

    赵奶奶如同被雷击一般,浑身颤抖,追问道:“送二傻去医院了吗?”

    “长顺说给医院打电话了……二傻伤得很严重,没有了呼吸。”

    一阵恐怖的飓风袭击村庄,天空好像猛然崩塌,阴森森的空气压迫下来。

    赵奶奶感到头晕目眩,眼泪像瀑布似的从眼眶奔涌而出。她用衣袖抹掉眼泪,勉强镇静片刻说:“唉,人有旦夕祸福,我得赶紧进城。”

    她匆匆忙忙喊上王守道与我的父亲,将秀娟与小聪托给我的母亲照看。他们三人乘坐票车到开封,然后转车至郑州。

    三天后赵奶奶抱着二傻的骨灰盒回来了。她形容枯槁,眼球上布满血丝,头上增添很多白发。

    秀娟好像滋生一些悲伤的意识,她抚摸着骨灰盒哭哭笑笑。

    小聪不懂得生死,不懂得人世间还有烦恼与悲伤。他在屋子里叠着纸飞机。他想坐着纸飞机去城市找爸爸。

    阳光白花花的照着村庄,树叶在风中哗哗的呻吟。我想到二傻从前从城市回来总是满脸微笑,而现在他以一个冷冰冰的骨灰盒的形式摆放在我们面前,我难以接受冷酷的现实,眼前的一切好像是虚妄荒诞的场景。

    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梦醒之后天亮了,二傻还会高高兴兴地回来。

     二傻被埋葬到村北头的乱葬岗上,与大傻的坟为邻。

    按照芦湾丧葬习俗,逝者去世后的第七天亲人们要到坟前祭奠,称之为“头七”。据说那天逝者的灵魂将重返人间,与亲人相见,然后堕入六道轮回,开始投胎转世。

    那天清晨,我和赵奶奶一起带着小聪到乱葬岗去。

    碧绿的麦田犹如一片浩瀚的绿海,远处的地平线显得犀利而纤弱。

    我们穿过麦田来到乱葬岗,只见大大小小的土坟被杂草覆盖,几只鸟雀在杂草间跳跃鸣叫。

    那些死去的人埋葬在泥土中,他们的血肉与骨骼仿佛化成一丛丛渺小、美丽的麦苗,与大地融化为一体,在阳光与雨露下默默生长,焕发出生命的力量。

    一棵小杨树下隆起一座新坟,前面留着一堆灰烬——那是二傻的坟。它的旁边有一个小坟堆,上面长满杂草——那是大傻的坟。

    “二傻,我们来看你了。”赵奶奶泪如泉涌,她将祭品摆放在二傻坟前。

     “爸爸,我想你了,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小聪细声嫩气地说。

    “二傻,你在地下安心休息。我会照顾好秀娟,也会将小聪拉扯大。我要活一百岁,看着小聪长大成家。”赵奶奶嘴唇翕动,哽咽地说。她将泪脸转向大傻的坟说,“大傻,你在地下要照顾好二傻。你兄弟俩都要暗暗地保护小聪,让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

    小聪望到麦田飞舞着一只白色蝴蝶,就奔跑着追逐,喊着:“蝴蝶,蝴蝶,我要捉住你!”

    不久,秀娟的父亲开着拖拉机来到芦湾准备将秀娟与小聪接走。

    “二傻撒手走了,秀娟疯疯傻傻,她生活难以自理。我想把她和孩子接走,我养活他们。你年老了,又要照顾他们,多辛苦啊。”秀娟的父亲说。

    “亲家,你还是让秀娟与小聪留下吧。我身体好着嘞,腿脚灵活,做饭、种地、洗衣服都没有问题。我相信我能活一百岁,看到小聪成家立业。你要是将秀娟和孩子接走,家里空空荡荡的,我真是没法子活了。和他们在一起,我再苦再累也高兴。”赵奶奶说着,眼泪汪汪。

    “唉,我是担心你太累。”

    “亲家,你放心,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照顾好他们。家里有人在,生活就有盼头。这日子再苦再累,也要啃,也要往肚子里咽。小聪一天天长大,我的盼头就越来越大。”

    “那好,以后我常来帮忙,咱们一起渡过难关。”

    人拥有强大的心脏才能承受命运的打击,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抵御暴风雪。我们要学会坚强,保持健康,才能不被生活打败。

    此刻想来,赵奶奶两次遭遇丧子之痛,她却没有向生活妥协,没有示弱,她是生活的强者。

     

     十八


    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绯红的圆脸,染红簇拥着它的一片片朝霞。靛蓝的晨空飘着雪白的云朵,像是驰骋在空中的白色骏马。麻雀结伴嬉闹,在屋檐上跳跃追逐。村民们忙着烧火做饭,忙着喂鸡喂猪。

    薛老六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棉帽,慢慢悠悠地骑着电动三轮车,电喇叭吆喝着:“卖豆腐,卖凉粉,卖豆芽菜嘞!”电喇叭的声音比从前他的喊声更加响亮了。

    母亲站在门口对他喊道:“老六,来三斤豆腐,一斤黄豆芽。”

    “福来嫂子,好嘞!”他说着停下车子,握起菜刀切下一块豆腐放在秤盘上称重。“瞧,三斤,多了一丁点儿。今天家里来客人吗?”

    “没有,家树和家华从镇上的学校回来。我打算做一笼豆腐白菜馅的包子。”

    “那好,豆腐芹菜馅、豆腐萝卜馅的包子也很好吃。”他说着向秤盘上抓着黄豆芽。

    那时候我十二三岁,在镇上的初中上学。每当周末就骑着自行车回家。我在卧室拨弄着吉他,高声唱着:“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声浪穿过窗户,在院子里翻腾,吓得柴鸡喔喔叫着四处逃走。

    此刻想来,带着梦想成长,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不管那些梦想能够维持多久,或者是否能够实现,我们都要感谢梦想。梦想让我们的人生完整,让我们的生命焕发光彩,它陪着我们穿过黯淡、孤独的岁月。

    母亲在厨房忙着做包子,听到我的歌声后微笑着摇了摇头。

    家华坐在布沙发上拿着课本看,她已经长成一个清纯靓丽的少女了。她个子高挑,鼻梁挺秀,梳着干净利落的马尾辫。

    阳光透过淡灰色的云层射入村庄,像是一张金箔铺展在村巷与屋顶上。

    我穿过村巷,见马宝财与几个村民蹲在街角懒洋洋地晒暖儿。年复一年,他们还是老样子。

    “宝财,广播里经常播放征婚启事,你去征婚吧,找个老伴儿,就不孤单了。”一个村民嬉笑着说。

    “唉,我现在已经老了,还征婚干啥!”

    “你这就糊涂了。你一点儿不老,现在城市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还相亲结婚——这叫夕阳红,黄昏恋。”

    “唉,我家徒四壁,谁愿意嫁给我呢!”马宝财露出失落的神情。

    “前些年你花一万块钱和烧饼店的那个妇女定婚,马上就要吃到天鹅肉了……”村民调笑说。

    “咦,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次我真是一时糊涂被骗了。”马宝财难为情地说。

    当我走到刘亚军家的时候,一股猪粪的臭味儿扑面而来。只见他家的院子除了两间瓦房与一条窄窄的过道外,其余的地方大都盖成了猪圈。

    刘抗战坐在阳光下,他面前的簸箕盛着满满的花生。他两只手不停地剥着花生,将花生壳儿抛在身下,将红色的花生仁抛入竹筐。

    刘亚军穿着一件蓝色毛衣,他弓着腰拿着铁锨在猪圈清理猪粪。他身材健硕,臂膀粗壮,一双眼睛深邃明亮。整个人看上去很老成。

    他小学念完就辍学了。他坚持要和我一起去镇上读初中,然而刘抗战坚决反对。

    “亚军,你哥哥到城市酒店去打工了。你要是继续上学,咱们家八九亩地的农活儿全压在你妈妈一个人身上,她哪儿能干得了!也怪我倒霉,断了一条腿,失去劳动能力。你别上学了,跟着你妈在家务农。电视上说现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街头卖猪肉。我看上学没有啥用途。咱们在院子里垒几个猪圈,养几十头猪,将挣不少钱。”刘抗战说。

    “爸爸,我还是想去上初中,将来我还想上高中、考大学,到大学学习建筑专业,毕业后当个建筑师。”

    “唉,农闲时你跟着薛长顺去城里建筑工地打工,当建筑工人——建筑工人与建筑师工作类似,都是盖房子嘛。”

    “爸爸,建筑师只设计房子,自己不去动手盖房子。”刘亚军辩解说。

    “那更不行了,建筑师只凭脑子去空想,而不去亲力亲为,这样的职业华而不实,还不如在家种地嘞!”

    “爸爸,我还是想去镇上上学。”刘亚军噘着嘴说。

    “小兔崽子,你别犟嘴。你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喂猪——这是你的命!你要是不听话,老子打断你的狗腿!”刘抗战瞪着眼睛,拿起金属拐杖嘭嘭的敲打着地面。

    “爸爸,我还是想继续上学。”刘亚军眼里噙满眼泪。

    “你还想当村长嘞,”刘抗战气得浑身颤抖,拿起拐杖向刘亚军的屁股挥去。“你不听老子的话,老子揍死你!”

    那天晚上,刘亚军在昏黄的灯光下望着床头墙上那一张张著名建筑物的图片流泪。他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建筑师,设计出美丽而宏伟的建筑,然而梦想被现实划出一道深深的裂痕。

    刘亚军抬头看到我走进院子,赶忙撂下铁锨纵身跳出猪圈。

    “家树,学校又放假了吗?”他用毛衣的袖子抹了一下铜黄色的脸膛。

    “今儿个是星期天。”我说。

    “哦,我现在过得没边没沿,从不看日期。爸爸,我今儿个要放半天假,和家树到小学校园打篮球。”他说着穿上棉袄,走到压井旁的水盆前,用冷水洗洗手。

    “去吧,中午早点儿回来帮你妈妈烧火做饭。”刘抗战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手里剥着花生说。

    刘亚军用毛巾擦过手后走进卧室。我紧跟着他,只见他的卧室简陋而凌乱,里面摆着一张木板床与一张旧木桌子,被褥与衣服堆在床上,一只篮球撂在床下。我留意到他床头墙上那些建筑物的图片已经被撕掉,更换成一张篮球明星的图片。

    他抱起篮球说:“今儿个小学不上课,咱们可以去操场打篮球。”

    芦湾小学旁边的小卖部开着半扇门。老刘满脸皱纹,他坐在柜台前昏昏欲睡。收音机播放着一首流行歌曲。

    刘亚军走到柜台前高声说:“老刘,买一包烟,还是两块钱一盒的。”

    老刘起身到货架上摸出一包香烟递给他。

    “我现在有了烟瘾,没事儿时爱抽烟。”刘亚军从烟盒抽出一根烟叼在唇边,又抽出一根递给我说,“你也来抽一根!”

    “我不会抽烟。”

    “你跟着我学。”他吸了一口烟说,继而将一根香烟引燃后递给我。

    我深深吸了一口烟,像是将一抔沙子吸进肺里,呛得咳嗽。

    芦湾小学的铁大门锈迹斑斑,一扇校门虚掩着。我们推门进去,只见校园内的松树与冬青依然一片葱绿,旗杆上的国旗在阳光下飘扬。那些教室破旧不堪,玻璃窗残破不全,好像一阵大风刮过,它们便会轰然倒塌。

    “咱们小学明年就要拆掉,要在它旁边建一座新的学校。”刘亚军说。

    “真的?”

    “当然是真的,村长都说了,要新建一栋两层的教学楼,教室里配备上新桌子、新椅子和新电扇。”他说着吐出一口青烟。他的吸引姿势很娴熟。

    我们在篮球架下拍打篮球,累了便坐在地上休憩。头顶上的天空犹如一大块精工打磨的蓝宝石,晶莹剔透,温润可亲,仿佛我们踮脚伸手,便能触摸到蓝天。阳光在我们身旁闪着光芒,几只白鸽在空中盘旋鸣叫。

    “家树,听说郑老师离婚了,现在她自己带着一个孩子……”刘亚军望着不远处的教室冷不丁地说。

    “哦,你咋知道?”

    “听马庄的人说的。”

    “唉,她在我的内心有光亮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阴影。”

    “我知道你恨她,你也恨你爸爸。”

    “有时我真的恨他们。”

    “家树,这些事情都已过去。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前方无路可走,后面也无路可退,我们呆在原地就是最好的选择。唉,我爸爸车祸后残疾了,我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本想和你一起到镇上读初中,然后上高中考大学,将来学习建筑专业,努力成为像高迪、柯布西耶、贝聿铭一样的大建筑师,可是我爸爸坚决反对。我除了在家种地、喂猪之外,真的别无选择。当时我恨过我爸爸,恨命运对我不公平。唉,我是被现实打败的人。我现在只希望把地种好,把猪喂肥,生猪价格涨一些——这是我新的梦想。”

    我们爬到沙岗上漫步,太阳的万道金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从前堆的沙土城堡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已经不再是喜欢嚼泡泡糖的儿童了!我们并肩坐在沙岗上,在阳光下望着安静的村庄,望着萧条的槐树林。

    “你的吉他弹的很好,唱得也好听,我希望你坚持下去,长大后成为一位民谣歌手。”

    “今儿个下午我要带上吉他,在沙岗上唱歌,村庄、树木、鸟儿都是我的听众。”

    “我也来给你捧场。”

    那年冬天学校放了寒假,我蹬着自行车回家时已经黄昏。彤云在天空上聚集,雪片飘飘洒洒落在地上,一阵阵寒风在村巷呼啸。

    次日清晨,雪止天晴,银装素裹,天地素洁一色。贾鲁河的两岸被茫茫白雪覆盖,河面上凝结一层薄冰。明亮的晨光浸润村庄,几朵白云在碧空上飘浮。村民们拿着铁锨与扫帚清理着积雪。

    我吃过早饭后去赵奶奶家。她坐在木凳子上一边做着棉鞋,一边轻声哼唱。屋子里的收音机播放着单田芳的评书。红漆桌上的那尊弥勒佛像罩着一层灰尘,它脸上的笑容却粲然可见。

    秀娟呆呆地坐在小聪身旁,看着他趴在桌子上拼接积木。小聪长得胖墩墩的,紫红色的脸蛋上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小聪,你在干啥?”我进门问道。

    小聪扭头看着我,扔下积木向我跑过来,喊道:“家树哥哥,我在玩积木。”

    “我给你带了一份小礼物。”

    “啥礼物?”

    “你猜!”

    “巧克力。”

    我笑着摇摇头,然后从棉袄掏出一个文具盒递给他。它的上面印着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图案。

    “我很喜欢这个文具盒。”

    “我带你去拍雪人。”

    “好呀!”

    在白雪的映衬下,瓦蓝的天空纯净透亮,几只麻雀在空中像是荡秋千似的飘来荡去。阳光抚摸着村庄,让人感到一丝暖意。屋顶的积雪慢慢融化,雪水顺着屋檐流泻下来。

    “小聪,你爸爸堆的雪人很好。他还会做风筝与弹弓。”我握着铁锨铲着雪说。

    “我梦见过爸爸。他和我一起在麦田放风筝,还给我买各种零食吃。”

    我们堆了一个雪人,四五个小孩子蜂拥而来,围着它玩耍。

    我们正在给雪人戴上一顶旧草帽,只见不远处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走过来。他身材颀长,脖子里缠着一条灰色围巾,肩上背着背包,手上拉着黑皮箱。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人与他并肩行走。

    村巷两侧的积雪渐渐融化,雪水渗透泥土,路面泥泞湿滑。那个男子一不小心滑了一脚。我凝望着他,终于认出来了,他是薛大攀!

    “大攀叔叔,你回来了!好多年没见你了。”我向他高声喊道。

    他停下脚步,抹掉墨镜,上下打量着我。

     “呃……家树,你已经长这么高了,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他脸上露出笑容说。

    “大攀叔叔,这是嫂子吗?”我望着他身旁的那个女人说。只见她深眼窝,高颧骨,身材臃肿,皮肤粗糙。

    “嗯,第一次带她回家过年。”他说。

    “大攀叔叔,你现在在城里当电影放映员吗?”

    “唉,我现在在一个写字楼当保安。”他笑着说,流露出怅惘的神情。

    随着春节的临近,在城市打工的人们纷纷返回村庄和家人团聚。春节好像是一个具有强大魔力的节日,能够将很多人召唤回家,短暂的几天后他们又将匆匆返城。

    那一年,在鞭炮声中我们一家人平平静静地度过春节。

    父亲和母亲好像永远难以和解。我与父亲的隔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厚。

    故事讲到这里接近尾声,但是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相信生活是有剧本的,但是我们无权提前翻阅,无法得知剧情。我们只要努力演好自己的角色,明天应该会很精彩,也会很和煦。

    我们在大地上奔跑,我们呼唤着梦想,任凭时间的洪流淹没一切,我们的灵魂永不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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